近现代的中国没有形成属于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传统社会中的士绅是连接国家与地方社会的能动阶层,通过操弄宗教符号与意义来达成国家与民众互动的交接点。寺庙在此承载了帝国的权威与士绅和村民之间的交流,从而形成了公共空间的雏形。建国后国家计划经济等要素的影响以及国家力量的强调,使得国家权威替换了士绅阶级当初所承接的国家、民众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权力开始退出公众生活,市场理性的渗透、政治全能主义格局的改变使得人们主体性意识复苏,村民开始积极对村落社会的团结进行反思和意义寻找,在寻找过程中产生了群己之间的认同差异和认同危机。重建寺庙的出现,是中原农村人民的盲目寻找中出现的一丝曙光,依托于宗教信仰的寺庙更贴近民众的生活,更能承接自身的理解,安慰自身的慌乱与意义寻求。重建的寺庙作为一种文化及信仰传递的空间,成为了重塑的“公共空间”的表现形式。从公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到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这层空间的重点在于保持可供自由来往的场所。寺庙中的公共参与与空间设置,面对所有民众开放,将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民众待在一起成为了可能。政府与民众共同制造的寺庙空间,加之于寺庙空间内自由流动的人群和公开的交流方式,使得寺庙作为乡村公共空间的可能性得以强调。本文运用人类学田野研究方法,对中原地区乡村一座重建寺庙进行参与观察,结合深度访谈和文献搜集,在此基础上分析重建寺庙作为公共空间在当今乡村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这层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重塑寺庙历史的当下意义。包括庙宇历史叙事中的国家权威叙述,庙宇历史的近代政策变更与民众本地色彩的抵抗与妥协,文化资本的捐赠与村落自身的身份认同。二、宗教信仰重塑的文化意义。现代化影响下的乡民,自觉或无意的寻找一种价值归属与认同。人们的认知和对村落文化的理解,架构在寺庙与宗教的形体上进行表述,这层表述不单是宗教意义的表述,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包罗整个村落的文化权力网络。三、寺庙空间的文化意义。寺庙公共空间中的交流通过两种形式来表达,一种为物理空间的展现,包括建筑空间中承载的神圣的力量、帝国的权威、国家宣传与民众交流。另一种为村落空间的意义交流,重建的寺庙空间处于村落空间中经济、宗教、文化的一个核心位置,与此同时,经济、宗教以及文化也借助寺庙空间向四周辐射延伸。四、重建庙会中的基层政府与民众交流。当地寺庙重建后,庙会活动是组织宗教活动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形式,包含了农村社群的组织化行为规则。尽管从表面上脱离了政府的操作,内隐的政府力量仍是统筹整个庙会的核心力量。与此同时,国家也承认了村民原有的组织原则,代表国家的乡镇政府是具体行为实施的操作员和监督员。民众在基层政府的行为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利益与喜好的表达只能在民众内部的交流范围内,上达不到基层政府,也不能做出任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