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风云际会、文人武将粉墨登场的年代。作为北大英文系教授的陈西滢，以一支独特的“闲来”之笔，刻画了动荡年代里他自己眼中的中国。在《闲话》中，陈西滢从国民性批判的角度，描绘了中国人的种种特色，刻画了官员的愚陋、贪婪，军阀的凶残、虚伪，指出有如此的国民才会有如此的国家，而中国实在没有什么叫“民气”，只有一些学生气。在《闲话》中，陈西滢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与态度。他反对章行严之流对文言的提倡，驳斥当时流行的中国“精神文明优越论”，不赞成整理国故，主张多读外文，少读中国书。凡此种种，和当年的鲁迅、周作人等人的主张有诸多相似之处。在《闲话》中，陈西滢倾注着一腔爱国爱家的热情，文章中处处隐现他自己的影子。和那时大多数的读书人相似，他不满于现状却又因找不到出路而苦闷，最终只能在十字街头彷徨、徘徊。然而他又怀抱着一种希望，无论过去怎样，毕竟有将来，所以也无须悲观。在《闲话》中，陈西滢发挥自己独特的行文风格，即运用说“闲话”的形式，以反讽和暗语的手法，对事、对物、对人表达自己的态度与立场。他试图以理智为基础启蒙国人，只是他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和思想，他的文章缺少激情，无法赢得以激进为主流的青年的青睐。总之，文字上的不鲜明，思想上的混乱，旁观似的态度等都束缚了陈西滢向主流形态的靠拢，而以说“闲话”见长的他最终因说“闲话”被搁置于边缘。但无论怎样，《闲话》的实际存在与其价值，却是无法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