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中国化,是21世纪以来学界经过初步提出概念、局部交流探讨、广泛开展研究三个阶段之后所提炼出的研究模式,反映了学界对于西方哲学和哲学整体研究路向的一定程度的共识。本文所体认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是指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以追求独立解放、民族复兴、文明再造的主体意识,逐步将西方哲学“化”为大写的中国哲学发展养分,至改革开放后正式形成为明确研究范式的历史活动。由此,文中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概念在严格意义上是特指改革开放之后所形成的西方哲学研究新范式;而1840至1979年间中国人引进、吸收、批判、转化西方哲学的活动则称为“西方哲学在中国”、“西方哲学的初步传播、研究、批判”等等。当然,后者是前者的历史性基础,而前者则是后者的时代性升华。总体来看,选择性地吸收、创造性地转化和对话性地反哺是170多年来中国人在“化”西方哲学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紧密相联的特点。在影响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诸多因素之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就构成了开展本项研究的基本参照。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了划分西方哲学中国化发展历程的基本标准,构成了理解西方哲学中国化发展机制的逻辑线索,构成了推进西方哲学中国化应当遵循的立场原则。研究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提炼各个发展阶段的经验教训,能够为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历史镜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参照,本文将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划分为五个基本阶段,即:(1)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方哲学初步传入中国并开始产生思想效应。(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相互激荡。(3)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西方哲学研究伴随政治形势而跌宕起伏。(4)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模式逐步形成。(5)21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获得明确的范式自觉并开启研究热潮。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其经验教训:(1)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可概括为秉持穷则思变与和实生物原则,积极借鉴西方哲学以救亡自强;基本教训可概括为脱离中国实际、抽象运用西方哲学原则导致水土不服。(2)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基本经验可概括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而批判借鉴西方哲学的党性原则;基本教训可概括为特定时代背景下泛政治化理解西方哲学造成了武断倾向。(3)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其基本经验可概括为发扬了独立探索本国发展道路和文化发展方向的马克思主义首创精神;基本教训可概括为极左政治路线对包括西方哲学研究在内的文化活动造成严重破坏。(4)在20世纪80-90年代,其基本经验可概括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开创了新的文化风貌;基本教训可概括为思想政治教育失误导致西式自由化思潮泛滥。(5)21世纪以来,其基本经验可概括为对西方哲学之科学理性精神维度的关注和汲取;基本教训可概括为对西方哲学之崇高超越精神维度的轻视和遗失。改革开放启动至21世纪以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信不断增强,而西方哲学中国化逐步获得明晰自觉并最终确立研究模式的时期。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也日益鲜明。其民族化、大众化和时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日臻完善。在这样的大背景和新要求观照下,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范式自觉也日渐清晰,形态发展特色凸显,今天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和问题意识,拥有自己的“思”、“样”、“范”、“势”。西方哲学中国化模式之“思”,是指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如高清海先生“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概念的所指。西方哲学中国化模式的“样”,是指中国当代哲学家通过研究西方哲学、进行独立思考而取得的理论成果形式及其思想效应,如李泽厚先生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及其掀起的主体性哲学热。西方哲学中国化模式的“范”,是指在170多年的西方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所呈现出的独有风格和气场,如赵敦华教授《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哲学》,邓晓芒教授《让哲学说汉语》,胡海波教授《中华民族生成“思想自我”的西方哲学向度》,张立文教授《中国哲学: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等论著所彰显出的理论自信。西方哲学中国化模式的“势”,是指近年来西方哲学中国化课题所开启的思潮化趋势,表现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团队化研究;近年来以“西方哲学中国化”为主题词的学术论文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以“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子课题为论题的博士论文选题数量持续增长;以“西方哲学中国化”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明显增多,等等。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哲学中国化伴影随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着思想财富,为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当代哲学奠定着理论基石。二者在满足中国需要、回应时代课题、相互交融激荡三个方面紧密契合,共同走向致力于创造中华民族思想自我的未来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