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地方志系列丛书中记载,长江流域文昌信仰传播最早出现在唐代。唐宋蒙元时期,长江流域文昌信仰已获得了初步发展,一些区县已零星出现文昌实体,范围分散,无具体规律可言。明代,科举取士制度成为定制,长江流域文昌信仰进入快速发展期,至明末文昌信仰已扩散到长江流域五十多所区县,遍布于长江流域各主要省份。满清入关后,政府大力扶持,嘉庆与咸丰年间先后对文昌信仰形式加以制度化,八股取士进一步完善,教育发展较快,各地文化气息浓重,大量义学、社学、书院等设立在文昌宫内或直接以文昌宫等改建而来,加之文昌信仰的大众性,整个清代长江流域文昌信仰始终处于一种扩散状态,1883—1911年段,长江流域文昌信仰地域范围大致确定。具体而言长江上游地区四川重庆府、夔州府、叙州府、忠州,中游两湖地区的宜昌府、武昌府、黄州府、长沙府、岳州府,下游安徽省的庐州府、和州、太平府及江苏省扬州府、松江府文昌信仰扩散时间较早,处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南澧州府、江西饶州府以及江苏镇江府、常州府文昌信仰扩散时间较晚,而长江流域云南省大部分地区为文昌信仰扩散空白区。长江流域文昌信仰实体数量变化在清代亦出现了不同情况,其中数量分布空白区大部分在长江上游的云南省,具体包括丽江府、永北厅、昭通府,而受兵灾较为严重的云南大理府,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安徽安庆府、庐州府,以及江苏省的江宁府、常州府为长江流域文昌实体数量波动的下降区,云南省的东川府,武定州,四川省石砫厅,安徽省和州属于文昌实体分布低水平稳定区,而四川省雅州府则因天全州文昌实体众多属于文昌实体数量波动的高水平稳定区,三峡地区附近的四川夔州府、湖北宜昌府、湖南澧州府为文昌实体数量波动增长区,而处于长江南岸的湖南长沙府,江西南昌府、南康府、饶州府则为长江流域文昌实体数量波动的急速增长区,长江流域其他府州文昌实体数量亦是不同程度的增长的,总之在清代长江流域文昌实体数量波动总体是上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