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在我国刑法领域中的法律解释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作出的刑事立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刑事司法解释等，而最为主要的就是“两高”作出的司法解释。一方面，由于司法解释在运行中存在诸多弊病，如存在大量越权解释现象、解释主体混乱等，早已引起的许多学者的关注与质疑，另一方面，无论是立法解释，还是已存在诸多不足的司法解释，都属于抽象性解释，在我国的刑法解释制度中，缺少针对个案作出解释以解决抽象解释无法规避的模糊性、滞后性等不足的解释制度，缺少能够跨越法律适用中普遍性的法律规范和具体的案件事实之间距离的解释制度，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尽快建立刑法适用中的法官解释制度。笔者试图通过对刑法适用中的法官解释及与其相关的保障性制度的阐述，使我国刑法学界关于此方面的关注和研究能够继续深入下去，并期望有朝一日该制度能切实地在法官审判实践中发挥作用。针对许多学者认为我国现在并不存在法官解释制度的建立条件而不赞同建立法官解释制度的这一问题，本文认为：一方面，在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在刑事领域中建立法官解释制度的基础，法官队伍已经逐步具备了进行法官解释的必备素质。自从我国恢复高校法学教育，已经培育了大量法律专业人才，同时，在2001年修改《法官法》时，规定只有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才能进入法院系统，提高了进入法院系统的门槛，此外，《法官法》还规定初任法官都需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要求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这些法律规定极大地提高了进入法院系统的资质要求，为法院队伍输入了大批高素质的新鲜血液，对改善我国法院体系人员的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经过这几十年的不断努力，我国法官队伍已经逐步具备了进行法官解释的必备素质，具备了建立法官解释制度的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立法机关进行法律解释的方式以及立法万能思想逐步被实践证实失败，西方大陆法系国家逐步认识到在刑法适用中法官解释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认识到法官解释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必然性，开始逐步接受、承认法官解释。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刑法适用中的法官解释制度的基本条件。在刑事领域适用法官解释制度，毋庸置疑，应该遵循作为刑法基石的罪刑法定原则，但是该原则经过长期发展，出现了形式罪刑法定、实质罪刑法定以及辩证罪刑法定等三种对其认识和理解的方式，对于此问题，笔者将会对此三种理解方式分别进行论述，以探求适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的理解方式，以确保法官解释的正确进行。笔者认为，应在坚持辩证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法官解释，同时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第一，进行刑法适用中的法官解释应当尊重刑法文本，以刑法法条的可能含义为限度进行解释。第二，进行刑法适用中的法官解释在法律文本的可能含义中确定其最终的含义时，应当以刑法的价值理念为原则。关于应遵循主观主义还是客观主义的立场也是刑法适用中进行法官解释不可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发展日新月异，许多法律制度又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在此种情况下，采用客观主义的立场更有助于确保法官解释的正确性。任何一项制度的确立都不能只是纯粹主观上的思想，刑法适用中的法官解释制度也需要有一系列制度对其进行保障，才能确保其顺利运行。笔者认为，首先应在法律中明确刑法适用中的法官解释的法律地位，确认在刑事案件中办案法官针对个案进行的解释为有权解释，同时，在过渡时期确立必要的个案解释请示制度，为我国法官逐步适应刑法适用中的法官解释制度、进一步提升自己专业素养和解释能力提供了制度上和时间上的缓冲机会，最后通过建立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判例制度，将法官进行解释的典型创造性成果予以固定，以便法官在以后类似案件中进行参考，实现类似案件的类似处理，确保案件的公正裁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刑法适用中的法官解释制度必将能够为我国刑法适用的顺利进行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