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蜀地名医唐慎微所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后人简称《证类本草》)是在《嘉祐本草》和苏颂《图经本草》的基础上,系统地辑录了自《神农本草经》以下历代医家医药著作,旁及经传子史、文集杂录、佛书道藏中有关本草的记载资料,同时收集民间本草单方,编纂而成的集北宋以前药物学之大成的本草巨作。《证类本草》对收录宋以前本草资料,皆原文转录,按时代顺序排列,层层累加,这使得宋以前已失佚的许多珍贵文献得以保存,从而决定其在中国本草史上的地位和文献方面的重要价值。《证类本草》问世后很快受到了官府的重视,仁和县尉管句学士艾晟,在校勘过程中补入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新增之内容,冠以“别说”以示出处,于大观二年(1108年)刊刻印行,名曰《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简称《大观本草》。此刻本传至朝廷,宋徽宗认为此书实可垂济万民,于政和六年(1116年),命医官曹孝忠重新校定《大观本草》,赐名为《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正如曹序所言此刻本更正《大观本草》之谬误、增补其脱漏,对卷次、序例内容的排列亦作相应的调整。然此书版即成,金兵已至,汴京之变,书版亦为金人所得。此后南北分割,书籍不相往来,南宋之人不知有此《政和》,《大观》本仍刊刻于南地;金、元所辖之地,《政和》刊行,《政和》本流布于北方。至此,南《大观》、北《政和》,其各自累经刊刻,即形成《大观本草》的版本系统与《政和本草》的版本系统。《政和本草》传至蒙元时,平水晦明轩主人张存惠,以金人庞氏本《政和》为底本,将寇宗奭的《本草衍义》增附于《证类本草》相应药物之下,《政和本草》此后之传本都沿袭此体例。至明代,《证类本草》迎来其刊刻之鼎盛时期,在此期间《大观本草》与《政和本草》亦出现相互融合之现象。《本草纲目》刊行之后,《证类本草》之地位渐渐备《本草纲目》所取代,其刊刻亦骤然锐减,整个清代鲜有刊刻,直至清末《证类本草》之重要性才重被认识,而又有刊刻。本课题以清以前《证类本草》的版本为研究对象,以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文献学手段为研究方法,详细的论述现存《证类本草》的各种版本,揭示各版本之间的递嬗关系,其中对《证类本草》存有争议之版本作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同时通过对《证类本草》各版本间版式的对比与文本的互较,真实地反映《证类本草》各版本的情况。论文第一章首先介绍《证类本草》是书概况,包括《证类本草》作者唐慎微其人,《证类本草》的成书年代、卷次·分类、组成·体例、载药数目、版本沿革等方面的情况。此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证类本草》之《大观》版本系统与《政和》版本系统主要差异的比较,归纳总结出《证类本草》版本系统划分的依据,为《证类本草》各版本的研究建立分类标准提供参考,亦为论文后期的工作奠定了一定理论的基础。第二章是对《大观本草》版本系统的研究。此部分首先叙述、罗列有文献可考的《大观本草》各历史时期的版本,其次将上述版本分作《大观本草》的佚本概述与《大观本草》的传本研究两部分论述。第一部分《大观本草》的佚本概述。佚本概述中,对有具体刊刻年代记载或关系后世传本问题的重要佚本,包括:宋大观二年(1108)孙觌初刻本、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王继先校定本、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江南西路转运司刊本、金贞祐二年(1214)嵩州夏氏刊本、元大德环溪书院刊本、明代重修宗文书院本六种刊本,各自单独进行论述,对其它偶见文献记载的佚本仅存其名录,以便了解《大观本草》刊刻之情况。由于上述版本现已失佚,对其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学的方法,将其相关的文献记载予以收集、整理,以逻辑学的方法对其中个别本子进行推理判断。文献主要来源于历代公藏书目、私家藏书书目、目录学著作、版本学相关著作以及前人的相关研究资料,包括日本·丹波元胤、冈西为人,国内尚志钧、马继兴、郑金生等人的相关论著。整理过程中对一些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亦进行了必要的论述。如:瞿镛著《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记载金·贞祐二年嵩州夏氏刊本。此墨图记《经史证类大全本草》,渡辺幸三认为是避敌国(南宋)年号而改,然笔者认为此刻本将寇宗奭《本草衍义》附于后一起刊行,由于《本草衍义》是弥补《证类本草》之不足,其内容可谓完备,故以“大全”命名之,还提出可能是书坊刻书以改名为招,故将“大观”改作“大全”。此章第二部分是《大观本草》的传本研究。此部分是对《大观本草》的现存传本,包括:南宋庆元元年(1195)江南西路转运司重刊本、嘉定四年(1211)刘甲刻本、元大德六年壬寅(1302)宗文书院刊本、明万历五年丁丑(1577)王秋尚义堂刊本、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籍山书院刻本、清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武昌柯逢时影刻本等十种刻本进行整理研究。通过实地考察其版本,利用版本学、目录学的方法,对其版本进行鉴定、著录,通过校勘学等文献学手段对各版本间文本内容进行比较、分析,以揭示、反应版本的真实情况,评价其版本的优劣。此过程中对《大观本草》中一直备受争议的问题,进行考证,亦提出个人的见解。关于王秋本《大全本草》的问题,通过上述方法的研究,发现其确系以元宗文书院刻《大全本草》为底本,以《政和本草》为校本刊刻,但其刊刻过程中,并非恪守现在校点书籍以底本为基准的方法,而在刊刻中出现直接依照校本《政和本草》刊刻的内容。王秋刻本这种做法固不可取,但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客观、公正的评判此问题,通过研究亦更正“王秋刻本是以政和本,冠以大德题识而成的作伪之作”的观点,揭示、还原了王秋刻本的真实面貌,此外柯逢时所影刻之《大观本草》的底本问题亦在此部分有详细的论证。《大观本草》版本系统的研究,是对《大观本草》版本研究的一次梳理和完善,通过研究整理,理清了《大观本草》的版本源流,揭示其现存传本的情况,此过程中亦解决了部分遗留之问题,对存有争议之问题亦提出了新的见解。由于条件所限,日本和上海所藏的少数刊本未得一见,仍是采取佚本概述的方法,对其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与研究。论文第三章是对《政和本草》版本系统的研究。此章节的研究同样采用了《大观本草》版本系统研究中的方法。亦将其分作《政和本草》的佚本概述与《政和本草》的传本研究两部分论述,不同之处在于《政和本草》现存15种传本中,明代刻本占12种,明代是雕版印刷的鼎盛时期,此12种明代传本包括官衙刻本、经厂本、私人刻本、书坊刻本、藩府刻本5种类型。明代刻本即是以上述5种类型分类论述。第一部分《政和本草》的佚本概述。此部分是对有文献史料记载的、现已亡佚的刻本包括:北宋政和六年曹孝忠校勘本、金解人庞氏本《政和本草》和元大德十年平水许宅刊本进行了整理与总结。个别佚本也采取存其名,以便了解《政和本草》刻本之概况。其研究方法,亦同《大观本草》佚本概述部分的研究。将来源于历代公藏书目、私家藏书书目、目录学著作、版本学相关著作、前人的相关研究资料与文献记载予以收集、整理,进而进行分析与总结。第二部分《政和本草》的传本研究。此部分对《政和本草》的现存传本,包括:蒙元(1249)张存惠(晦明轩)刻本、朝鲜活字本、四库全书收录本及上述五种类型的明代刻本进行研究、论述。首先亦通过实地考察其版本,利用版本学、目录学的方法,对其版本进行鉴定、著录。其次通过校勘学等文献学的手段对这些版本的文本内容(包括文献标识的脱漏、错讹等)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以揭示、反映各版本的特点与优劣,同时结合各版本的版式特点,通过纵向的对比与总结、归纳与分析,以揭示各版本之间的递嬗关系。例如:成化四年本是以失佚的元大德十年平水许宅本为底本刊刻,将其与晦明轩本进行了详细的文本方面的勘比,通过表格的形式直观反映此两个刻本之间的异同。以此为基础,通过对成化四年此后刻本之研究发现,这些《政和》刊本都保持了成化四年本文献标识的脱漏、讹误、错简等,从而得出成化四年本是明以后所刻《政和本草》的祖本的结论。明代《政和本草》的刊本,跨越了明代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其刊刻次数之多,涵盖其明代刻书的五大类别,私家刻书、官衙刻书、经厂刻书、书坊刻书、藩府刻本。通过对此时期所刻《政和本草》分类的研究,在揭示各版本情况的同时,亦对各类刻书风格进行了总结。此研究过程中,可以看出雕版印刷的风格与其所处的时代特点、历史环境、文化背景息息相关,这些诸多的因素影响着雕版印刷的风格,同时雕版印刷的风格亦是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映射。此外,日本学者所提“大观·政和合并本”中,将《政和本草》中三个坊刻本列为“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大观本草的系统”的观点,通过此课题的调查与研究,发现此类书坊刻本仅是更换书名与扉页,推其原因可能为招揽顾客,但其体例、内容等都一如《政和本草》,所以论文中提出仍应将此类书坊刻本归入《政和本草》版本系统的观点。《政和本草》版本系统的研究,一方面是对其所属版本研究的一次梳理和完善,通过研究整理,理清了《政和本草》的版本源流,揭示其现存传本的情况,同时对其所属版本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对少数版本的归属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另一方面,由于条件所限,个别日本藏本及京外藏本并未实地考察,仅是对其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与论述。论文第四章是对《证类本草》版本研究的总结。此外,《新编证类图注本草》、二十二卷本《绍兴本草》两种本草著作,是由《证类本草》派生成,冈西为人之“证类本草解题”所载《证类本草》之版本亦未包含上述两种著作,仅是以《证类本草》的旁系加以讨论。本课题的研究亦将其排除在《证类本草》的版本系统之外,仅作必要的讨论,未作深入的研究。本文运用目录学、版本学等文献学方法,对《证类本草》的版本进行考证与梳理,在理清《证类本草》版本源流的同时,对《证类本草》版本系统中有争议之处进行了论证,提出了论据,其中详细的论述了王秋本《大全本草》的情况,进而较为清晰的展现了《大观本草》传本系统的脉络。与此同时,对《政和本草》传本系统中的各个版本进行了论述,深层次的揭示《政和本草》各版本之间的递嬗关系,使《政和本草》传本系统中各版本的概况更加清晰。总之,《证类本草》版本研究是《证类本草》研究的一个基础,《证类本草》蕴藏着巨大的文献价值,仍有许多内容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