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体制中的低下地位,农民工维权抗争的行为往往比其他群体的抗争更为激烈。尤其是近年来,在诉诸法律、体制等制度化维权无果的情况下,大量非制度化维权行动如自杀威胁、罢工、打砸等,成为农民工维护其受损利益的重要选择。而与此同时,农民工内部的代际分化日益明显,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维权行为运动日益兴起时,关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的代际差异研究却未能引起学者们的充分关注。已有研究虽然关注到了非制度化维权,但却多关注集体行动且缺乏代际之间的比较,此外关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研究则更少。由于意愿对行为倾向的重要预测作用,本文将聚焦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代际差异,从社会抗争理论出发,基于全国1536份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分别采用多元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从个体特征、主体认知、外部资源和机会结构四个方面分析新老一代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差异和影响因素的差异。最后,基于实证研究提出引导农民工制度化维权的针对性政策意见。研究发现,第一,相较于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的非制度化维权意愿更高,且差异显著;第二,在多元回归中,群众身份、公平、政治信任度和个人垂直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非制度化维权意愿影响显著,而影响老一代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的因素则为建筑业、公平、政治信任、目标达成度、工会变量。此外,从不同因素对两代农民工的作用来看,首先,建筑行业、工会、目标达成度三个变量对老一代农民工作用显著,而对新生代并无相似作用。其次,群众身份对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非制度化维权意愿影响显著,但对老一代作用并不显著。最后,公平感知和高政府信任都弱化了两代农民工的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第三,在分位数回归中,群众身份、公平感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影响更大些,而政府信任、目标达成度、工会对老一代农民工的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影响更大。因此,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降低农民工的非制度化维权,引导其制度化维权,可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提升政府公信度,树立政府形象,同时,强化农民工的公平感知状况,给予其真正的国民待遇;第二,改革工会管理体制,发挥工会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有效作用;第三,改善老一代农民工的生活和福利水平,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实现其发展型目标,此外充分发挥政党组织的教育功能也是可能的。最后,也需强化对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的建设,使其真正的为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