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包括引言和正文五章。引言部分介绍了研究对象、研究价值、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为“文宗”概念之分析。据笔者所见,“文”与“宗”结合为“文宗”一词,首次见于《后汉书·崔骃列传赞》,赞曰:“崔为文宗,世禅雕龙。”之后西晋陆机、张载,东晋袁宏,北魏崔光,南朝梁徐陵,隋朝薛道衡,唐朝陈子昂、王维、韩愈、令狐楚曾先后被称为“文宗”。宋代被称为“文宗”之人有杨亿、刘筠、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綦崇礼、吕祖谦、楼钥、刘克庄。某一学者被称为“文宗”的标准在历史中不断地演变着,“文宗”的内涵逐渐地演变成为对具有文学成就的人的尊崇之称。当然,“文学”不是唯一指标。其宗族整体的文学成就,其人正直的操守品质,广博的儒学修养,最高统治者的称赏,在特定时间段年长于他人,史家的见识等因素也是一个人得以被称为“文宗”的条件。随着时代的变迁,宋代“文宗”逐渐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名高位显;具有翰林学士和知贡举身份,在当时能引领一代文风。在这样的“文宗”的内涵和演变的背景下,欧阳修在生前以翰林学士并知贡举执天下文柄,被他的同僚、门生等追随者尊称为“文章宗”、“文章伯”。在欧阳修去世后,他首次在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中被称为“一世文宗”。之后,一代“文宗”欧阳修之“文宗”内涵不断累加、泛化,他的学术成就、复古之功、文学业绩、词学成就等方面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得以凸显,并一点点累加为其“文宗”内涵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其身后很长时间,这个现象更加明显。第二章论述构建成欧阳修“文宗”形象五个侧面:“醇深炳蔚”的文学业绩;“道充中实”、“发文辉光”的文学观;“义有可为”、“直往不顾”的凛然风节;欧阳修“经通道自明”的道论;“吾交豪俊天下选”的交游活动。如果说欧阳修被称为“文宗”是实至名归的话,那么以上所述就是构成了“文宗”之实的五个重要方面(另有翰林学士及知贡举身份的重要作用放在下章),这些方面也是欧阳修被称为“文宗”的基本条件和原因。第三章从翰林学士身份这一角度,观照欧阳修“文宗”形象在其身后的构建与衍变。欧阳修居翰林学士之职几七年,北宋苏轼、南宋周必大、元代虞集、明代杨士奇也都曾为“翰林学士”,都推崇欧阳修,甚至在某些时期形成了以其为中心的宗欧风气。“翰林学士”这一相同的身份造成了他们在工作场域、政治理想、文学观念、审美趣味等方面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再加之各自特定的时代原因,他们对欧阳修的推重形成了欧阳修接受史上的几个高潮点,欧阳修的“文宗”形象也逐渐被经典化,逐渐被历代翰林学士塑造成了台阁文人的典范。第四章意在选取“明代唐代派”作为欧阳修“文宗”形象的衍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点加以研究。在明代,由于唐宋派的文学活动,欧阳修的文章道德,在继台阁文人之后又一次被广泛地传播,散发出别样的光彩。唐宋派成员之评论欧阳修主要表达在与友人论文书及编刻文选的文学活动中。王慎中认为,欧阳修序文“感慨曲折,极有司马子长之致”;唐顺之编刻《文编》,宋六家中选欧阳修文最多,他多从“为文之法”上品评欧文;茅坤编刻《唐宋八大家文钞》,酷爱欧阳修文,评论欧阳修文章独得史迁之遗;归有光编刻《八大家文选》,并称许欧阳修的节义、文章、经学、史学、集古录。以上诸家评论(尤其是茅坤)凸显了欧阳修的散文成就和散文大家的形象,是欧阳修散文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今天的文学史中欧阳修的散文成就是其欧阳修“文宗”形象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明代唐宋派的努力是形成这一结果的重要环节。第五章为欧阳修词史地位的确立及其和“文宗”的关系之研究。北宋中后期,欧词广播歌妓之口;南宋时,各类词选奠定了欧词词史重要地位;明代词坛表现为关注欧词个别语句,关注欧词中言情词;清代:欧阳修词史地位确立——得冯词之“深”;“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以“意”胜。在宋代,词为小道,欧阳修的“文宗”形象的构建中不包含词的成分。清代,欧阳修词史地位确立及词的尊体运动也使得词获得了几乎和诗相等的文学史地位。于是欧阳修词的成就也就随着其词史地位的确立而成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欧阳修“文宗”形象含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历代为欧氏的辨诬现象一直和欧阳修词的传播相伴相随,随着所谓的“污点”被一点点剥离、过滤,欧阳修的“文宗”形象也逐渐得以纯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