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和印度的日益崛起,有关两国比较研究的文献和会议越来越多,涉及的主题多集中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截至目前,有关全方位的国际科学合作中印比较,我们还没有检索到。国际科学合作是全球化在科学领域的重要表现形式,如何通过国际科学合作,促进本国科学快速发展,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是各国政府和科技决策部门必须面对和抉择的问题。因此,研究中国的国际科学合作和印度的国际科学合作,并对两国的国际科学合作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不同国家的科研人员联名发表学术论文是国际科学合作的重要形式,因此,我们将文献计量分析方法作为本项研究的主要方法。本文所用数据来自Thomson-Reuters的Science Citation Index-Expanded (SCIE)和Essential Scientific Indicator (ESI)。前者检索的时间跨度为1978-2007年,后者的起止时间为1999年和2007年。论文完善了国际科学合作研究的文献计量学指标体系,并将这一系列指标用于研究中、印国际科学合作发展态势。通过研究与比较,我们发现了中国和印度国际科学合作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揭示了我国“以我为主”的国际科学合作中意识不断加强和国际科学合作质量不断提高的可喜想象。同时也提示,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国际科学合作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对多边国际科学合作的支持力度。这一切证明了文献计量指标用于中、印国际科学合作发展态势研究是有效的,也为国际科学合作的学科分布及特征研究提供了基础。随着多边科学合作的发展,国际科学合作日益呈现网络化的特征,因此,采用网络分析法研究中国国际科学合作和印度国际科学合作是非常必要的。我们首先分析了用度中心性衡量合作国重要地位的合理性,然后通过定义核心合作国和边缘合作国,并构建合作关系份额α、合作关系密度β和合作频次份额Y,找出了两国各自的核心合作国,展示了中国国际科学合作网和印度国际科学合作网的“核心-边缘”结构及其演变,并揭示了这种结构的形成原因。研究还表明,中国更倾向于与亚洲、大洋洲合作,印度则倾向于与欧洲、南美洲、非洲合作。进一步发现,随着中国国际科学合作网和印度国际科学合作网的不断扩大,亚洲国家对于两国的国际科学合作重要性不断增强。第三步工作是引入ESI的学科分类法,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和展现了中国和印度各自国际科学合作的学科分布等重要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两国的国际科学合作学科分布均呈现不均衡性,中国国际科学合作的重点依次集中在物理学、化学和工程学领域,印度国际科学合作的重点则均分在物理学和化学领域。其中,材料科学在两国各自国际科学合作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数学在两国各自国际科学合作中的重要性不断降低。第二,在非生命科学相关领域,两国在各自的双边合作中已处于主导地位。在生命科学相关领域,中国在生物与生物化学、环境科学／生态科学、植物与动物学等领域的双边合作中已处于主导地位,印度在微生物学领域的双边合作中已处于主导地位。第三,最近10年来,中国各学科领域的国际科学合作劳动规模均小于印度。第四,在多数学科领域,与中国合作最多的5个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在部分学科领域出现了新兴国家的身影,而在所有学科领域与印度合作最多的5个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在材料科学领域,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一合作国。第五,中国多数生命科学学科的国际合作活跃度高于印度,而印度多数非生命科学学科的国际合作活跃度高于中国。第六,以高被引国际合作论文衡量,除物理学、临床医学、神经与行为科学、药理与毒理学以外,中国在其它学科领域的国际合作质量高于印度。ESI的学科分类较好地避免了因学科过小引发的统计波动和因学科过大导致统计特征模糊的缺陷,说明ESI的学科分类是国际科学合作研究比较理想的分类。在中印两国间科学合作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两国在对方国际科学合作体系中地位的不对称性凸显出来。在生物与生物化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地球科学、材料科学、分子生物与遗传学、物理学和植物与动物学等领域的双边科学合作中,中国略占主导地位；中国对印度国际科学合作的重要性高于印度对中国国际科学合作的重要性,且二者的差距在不断增大。在两国的超多边科学合作中,中国和印度基本上是以参与者的身份进行合作的。最后,在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从中观层面上分析了中国和印度国际科学合作特征的形成原因之后,我们对发展我国的国际科学合作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加强政府引导,积极参与并主持多边和超多边科学合作；第二,在加强与发达国家合作的同时,应注重与欠发达国家的合作；第三,应重视开展国别科技政策研究,优化我国国际科学合作的学科结构；第四,进一步加强中印两国间的科学合作,实现中国和印度科技的双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