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改革开放至今,以国家森林公园为典型代表的森林公园大致实现了从以木材生产为主营目的的林木生产空间到包括旅游消费在内的消费空间的转变。2019年新修订的《森林法》规定,在符合公益林生态区位保护要求和不影响公益林生态功能的前提下,经科学论证,可以合理利用公益林林地资源和森林景观资源,适度开展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森林旅游将迎来更好的发展契机。在林业产业规划发展政策的支持下,作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森林公园在旅游消费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森林旅游产业也逐渐成为林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森林旅游的飞速发展促进了森林旅游研究工作。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及通信技术的不断更迭,网络信息流的集散对森林公园旅游目的地、运营企业,及旅游者的影响越发显著;而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集散理论与实践分析略显滞后,以点、线形态存在的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静态研究已很难满足当下的森林公园旅游发展基本需求,多源信息融合正在推动,或者说倒逼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新的数据类型和研究方法上的更新发展,促使学者们对森林旅游的关注从对森林旅游资源这一旅游活动中客体要素的单一关注转向对旅游活动中人(地)互动双方要素的系统考察。在当前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以静态研究为主、动态研究不足的背景下,论文将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纳入“旅游流”研究范畴,以国家森林公园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网络信息流集散进行动态分析的方式,在“面”的层次上探讨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集散的时空特征、区域效应、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提出旅游网络信息流集散的优化策略,拓展网络信息流集散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论文严格按照“问题提出-理论探讨-实证分析-理论归纳-总结展望”的基本路径展开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研究,主要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如下:(1)借助pearson相关指数、年际变化强度指数、季节集中指数和周内分布偏度指数等分析方法,研究发现,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具有较明显的时间分布特征。其一,近年来,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呈现出持续迅速增长态势,且随着智能通信技术的更迭,旅游者获取森林公园网络信息的路径正在从“PC端”向“移动端”转变;其二,旅游者对森林公园的网络关注呈现出明显的“单峰”特征和不明显的“双峰”特征;其三,周内PC指数表现出明显的“工作日高,双休日低”的基本特征,而移动指数则呈现出“工作日低,双休日高”的特征。(2)借助季节性集中指数、变异系数(CV)、赫芬达尔系数(H)、首位度(P)和地理集中指数(G)等分析方法,研究发现,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具有比较显著的空间差异特征。其一,除广西、海南、云南、福建等四个省区之外,中国大陆地区大部分省区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均呈现出较明显的季节性差异,而且省际差异比较稳定,波动甚微;其二,从季节性指数变化情况看,各区域的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均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差异,但是,这种季节性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出较明显的波动下降趋势。(3)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发现,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整体网络结构较为松散,但省区间的溢出效应比较突出。首先,从整体层面看,网络信息流呈现出随机分布状态,没有形成明显的空间集聚或分散的分布特征;其次,从分省层面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部省区在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网络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核心省区出现了较明显的向南移动的发展趋势。其中,以湖北、江西和福建等省区为中心的东南部省区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要远高于西北部省区;诸如湖南、江西、河南和山东等省区异军突起,影响力逐年攀升。(4)借助OLS回归模型、空间引力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工具,研究发现,森林网络信息流集散的时间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气候舒适度、节假日安排和时空距离;空间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社会人口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交通可达性水平、信息化建设水平、目的地接待能力、目的地吸引力、森林公园接待能力和森林公园资源禀赋等。其中,信息化建设水平、森林公园接待能力和交通可达性对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集散起到主要作用;目的地接待能力、社会人口发展、森林公园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发展和目的地吸引力等因素起到次要作用。(5)借助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和耦合协调效率等计量模型,研究发现,其一,上一章节明确的各影响因素对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集散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理有所不同;其二,由社会人口发展等因素构成的环境影响体系与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耦合协调度较好,系统间的发展较为同步;其三,省区间的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与环境影响体系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差异较大,且呈现出东南部高,西北部低的空间布局特征;其四,各省区森林公园的环境影响体系建设均滞后于网络信息流的发展。提高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作用效率势在必行。(6)借助fs QCA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各省区以国家森林公园为代表的森林公园旅游产业发展能够借助的基础条件千差万别,其中,社会人口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交通可达性水平和信息化建设水平是森林旅游资源禀赋以及森林旅游接待能力相对较弱省区网络信息流集散的关键影响因素;而森林旅游基础设施和森林旅游接待能力则是社会人口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信息化建设水平相对较弱省区网络信息流集散的关键影响因素。论文还据此提出,各省需要认真审视自身已经具备的基础条件,并根据对这些基础条件的系统认知,采用差异化的因果组合策略,促成各省区以国家森林公园为代表的森林公园旅游发展能力的提高。总之,论文在通过文献检索与分析方式对“信息流”和“旅游流”相关理论建构与实践分析进行系统回顾的基础上,将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研究纳入“流空间”理论分析框架,从“旅游流空间”分析视角出发进行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集散研究。论文描述了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集散动态格局与空间网络;探索了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集散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通过耦合协调度与耦合协调效率分析探析了各关键影响因素与网络信息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分别提出了促进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的聚散和提高国家森林公园森林旅游产业发展能力地最佳因果组合策略。论文无论是在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集散研究深度的延伸;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集散研究广度的拓展;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集散研究框架的完善;还是在森林公园旅游网络信息流集散研究方法的丰富等方面,均作出了有益且有效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