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学者对美的价值定位,主要着眼于美育层面。但从历史来看,中国美学与政治的关系从来密切。自周公“制礼作乐”开始,中国的政治就充满了浓郁的美治主义色彩。近年来,随着“美丽中国”“弘扬和传承中华美学精神”的提出,曾经局限于个体层面的审美价值观,借助国家政治的激励开始发生转变。美的价值已从传统个体层面的“以美育人”转化成为现实政治层面的“以美立国”。由此,美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当代中国被重新激活。鉴于现代美学理论普遍被西方学者规划的事实,站在中国的立场,研究者一方面要对西方美学的普世性提出质疑,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完善中国美学的话语建设,而以礼乐为本位的美学思想研究理应成为伸展民族立场的重要部分。正是基于以上三点的考量,本研究最终聚焦于宋徽宗的绘画美学思想。研究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一)宋徽宗绘画创作的历史语境。通过分析北宋中晚期的政治、文化背景及徽宗的社交轨迹,从身份制度的困境、文化氛围的熏陶、交游雅集的影响三个维度还原其生存状态和社会环境,以便了解其选择绘画素志的深层原因。(二)宋徽宗绘画作品的风格演变。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先分析“代御染写”与“殿上捉刀”的形成原因,并对其进行重新解读后形成自己的判断。随后,从文献记载和作品图像两方面考察徽宗画作的题材和风格,揭示其绘画创作的规律。(三)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的主要架构。运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并结合《宣和画谱》的案例品评,从审美本质、审美功能、审美创作、审美境界四个方面,探讨其绘画美学思想及作品图载的精神内涵。这种表现性的思想认识体系是他对审美对象美的认识和审美评价能力的凝聚,融入了他的思想情感,并充分体现出时代的审美理想。(四)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的文化成因。借以外观的方式把个案研究与文化史的研究联系起来,从二元的宗教信仰、人文的审美情趣等外部原因,考察影响其绘画美学思想形成的隐性文化因素。(五)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的当下价值。着眼于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的当下价值诠释,把美学理论问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整合研究,力图切入当代文化语境并服务于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下的时代新范式。本研究通过比对相关文献记载和徽宗现存作品,尤其以《宣和画谱》对宋代当朝画家的品评为主要依据,系统的论述了徽宗的绘画美学思想并从中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徽宗习画之初衷主要是为了摆脱宗室制度限制与隔绝的压抑,赋予其存在的意义与人生价值,他于绘画领域的努力追求更是为了这一素志,并使绘画等艺术活动成为其政治生涯的一个缓冲地带。其二,受朝廷推动的宗室文人化发展的影响,徽宗的画作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貌,一方面,作品显现出从严谨写实的设色工笔向情性抒发的水墨写意的完整演变轨迹;另一方面,作品又在形似的极致与笔墨的韵致中努力寻找沟通彼此的桥梁。其三,作品风格的演变不仅意味着绘画从装饰宫室的实用性向陶冶性情的欣赏性转变,更标志着绘画从偏于儒家教化功能向偏于道家审美功能的转变;而理趣与诗意相融的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则体现了传统绘画美学思想和即将到来的文人绘画美学思想的新主张。其四,徽宗的绘画美学思想是时代美学思潮的凸显,它呈现出一种多样的、复合的逻辑结构,具有极为丰富的艺术内涵,它可以在代际之间轮回重生,其顺应时代而又推动时代的艺术精神与我们当下的时代精神血脉相连,并在现代审美价值的重塑过程中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因此,在还原徽宗绘画美学思想全貌的基础上,本研究有助于整全认知中国古典绘画美学,了解中国绘画思想文化,乃至理解中华美学性格。而在当下的绘画创作和美术教育层面,其绘画美学思想亦有其不可取代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