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的不同阶段，美国战略核导弹的发展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画面。第一阶段：二战末到冷战初是美国核导弹计划缓慢发展期。美国政府最初是在二战后期开始对火箭推进的弹道导弹产生兴趣的。但美国在军用火箭技术上取得的进步很慢。德国导弹的飞行成功以及原子时代的到来，为运载原子弹头的核导弹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冷战开始后，美苏两国为了争夺战略优势地位而开始在高科技军事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由于苏联很早就决定开发并扩展德国的弹道导弹技术，因此它所取得的优势是很明显的。1947年在被俘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帮助下，苏联仿造V-2弹道导弹成功后，很快在1948年就自行设计了P-1火箭，射程达300公里。1950年又研制成功了射程500公里的P-2火箭。特别是1948年苏联还最先提出了用弹道式导弹装备军舰且首先装备潜艇的构想。而在杜鲁门执政初期，美国陆军到1949年才在原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的帮助下开始短程弹道导弹“红石”的研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在美国制导导弹领域，虽然一些被终止的项目得以恢复，但仍然处在低支持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在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展上，空军的宇宙神(原MX-774)计划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第二阶段：1955—1968是美国战略核导弹的快速发展时期。而且从导弹的种类到数量规模，都形成了固定的框架，并在后来为美国政府所沿用。1955年秋天，根据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决定，远程弹道导弹项目获得了国家最高优先权，标准着美国“导弹时代”的开端。在冷战进程中的1955-1968年，美国和它的对手苏联一起，通过高度、持续地发展战略核导弹部队，产生出了威胁世界和平数十年的“超量毁伤(overkill)”能力。本文主要向读者介绍了美国战略核导弹(陆基洲际导弹和潜射导弹)在美苏冷战的50、60年代、核平衡形成的关键时期的发展，以及主要由导弹核武器决定的美苏战略态势的变化对国际安全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与冷战进程的关系。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绪论；第一章美国远程核导弹发展的背景1945—1952年；第二章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苏战略导弹竞赛的真相与“导弹差距”神话对“大规模报复”核战略的冲击1953—1960年；第三章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战略核导弹发展计划与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美苏缓和1961—1963年；第四章约翰逊执政时期美国有限的军备控制努力与美苏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平衡1964—1968年；结论。绪论部分介绍了本项研究的选题意义、价值、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对于美国战略核导弹历史的研究现状。第一章探讨了美国战略核导弹发展的背景。虽然苏联和美国在二战前都各自拥有杰出的火箭科学家，但两国在航天文化传统和技术基础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二战初期，军事研究缓慢地推进着美国的弹道导弹知识，然而推进、制导、高温和重量问题看上去异常困难，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又显然很昂贵。所以，美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很少，直到二战末期德国率先研制成功了弹道导弹并将它投入使用。二战结束后，虽然美国意识到了导弹对未来战争的作用，但投入的资金仍然不足，也没有把弹道导弹项目作为重点。而苏联则把获得远程弹道导弹作为本国的重点发展目标，所以二战后苏联的远程弹道导弹研究突飞猛进，为日后的美苏争雄做好了准备。第二章探讨了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的战略弹道导弹计划。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不久，朝鲜战争便结束了。但美苏两国在核武器领域的竞赛愈演愈烈。1953年8月苏联爆炸氢弹成功。同年10月30日，艾森豪威尔便正式批准了编号NSC162／2的国家安全基本政策文件，标志着新政府在军事上以“核威慑”为理论基础、以核武器为主要手段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出台。自此，美苏之间的对抗有升级为热核战争的危险。而从1953财政年度，美国每一年远程弹道导弹项目的费用也开始有百万美元之巨，1955年还被艾森豪威尔批准拥有最高优先权。此后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美国远程弹道导弹进步的速度之快令人吃惊，虽然过去的进展比苏联慢很多，但最后获得成功的时间并不比苏联晚多少。1958年4月空军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的成功研制和1959年末海军第一艘可发射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的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SSBN)乔治·华盛顿号的投入使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起到了保障作用。但另一方面，在战略核武器构成上，与强大的轰炸机力量相比，导弹数量微乎其微。所以承担实施大规模报复战略第一次核打击力量的能力还很弱。第三章探讨了肯尼迪时期美国战略核导弹的发展与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美苏缓和。远程运载火箭在技术上的突破以及威力大重量轻的核弹头的出现使核导弹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但在艾森豪威尔第二任期，苏联首先掌握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技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从而引发了美国国内对“导弹差距”和基本国家安全政策的一系列辩论，核战略也到了一个转折点，新的战略目标需要一支有更强生存能力且兼具较大规模的高水平核反击部队。肯尼迪执政后，国防部重新评估了远程核投射系统，并根据战略核打击力量的脆弱性调整了武器发展的重点，使得战略核导弹一跃成为发展最快的武器，从而改善了美国的导弹地位，缓和了导弹差距给国内造成的担忧情绪。实际上，美国不仅具备进行大规模第二次打击的能力，而且在肯尼迪执政时期一直保持着对苏的战略导弹优势。第四章：探讨了约翰逊执政时期的军备控制努力与美苏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平衡。到1968年，艾森豪威尔给予洲际导弹最高优先权后的13年，美国已经在大平原部署了1000多枚用混凝土发射井发射的洲际导弹，同时还有携带640多枚“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舰队在太平洋及大西洋海域游弋。此外美国空军正在成功试验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可以大大加强洲际导弹和潜射导弹的破坏力。然而，苏联在东欧部署了强大的战术核力量，并且到1968年，苏联战略核导弹数量猛增后已经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苏联正在抵消掉60年代初期美国在战略导弹领域取得的领先地位。苏联在战略领域的进步以及苏联在导弹防御方面可能取得的成功，推动约翰逊总统和他的顾问迫切要求美苏之间的军控谈判，这预示着超级大国关系新篇章的到来。结论部分总结了1945—1968年美国战略核导弹历史与冷战进程的制约与反制约关系。同时探讨了决定美国战略核导弹发展的若干重要因素特别是影响美国核安全政策调整的各种原因，以及美苏之间的战略平衡对冷战时期美国军控和外交政策形成的重要作用和对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