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概念以来，各国学者对技术创新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严格意义上的对技术创新政策的研究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其一经出现便得到各国政府当局和学者们的密切关注，很快成为调节经济和促进技术进步的有效手段。我国对技术创新及其政策的研究起步较晚，特别是对技术创新政策的研究可以说还刚刚开始，在实践中也表现出许多不足和缺陷。所幸的是我国政府已日益认识到技术创新政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999年8月，我国召开了全国技术创新大会，通过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的决定》，这标志着我国技术创新政策的新世纪号角已经吹响。在世界经济日益知识化、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技术创新政策向何处去这一新课题便摆在国人面前，此文的立意成文正鉴于此。 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约四万二千字。基本的逻辑思路是：共性分析[技术创新理论概况及时代特点（基础和背景）——技术创新政策的必要性（政府为什么要介入创新？）——技术创新政策的目标原则（政府如何介入创新？）——技术创新政策工具的选择（政府怎样介入创新？）]——个性分析[我国技术创新政策回顾及存在问题（背景）——我国技术创新政策设计思路——我国技术创新政策工具组合建议]。其中技术创新政策的目标原则是中心环节，政府介入创新的必要性分析是对这一原则的导入，创新政策工具的选择则是对这一原则的应用。而个性分析则是本文的目的和重点所在。 本文第一部分阐明技术创新政策理论。本部分首先介绍了西方技术创新理论中有代表性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和弗里曼、纳尔逊的技术创新进化理论及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有关内容，总结了当代技术创新活动的新特点，在这基础上提出技术创新政策的理论依据在于协调技术创新过程和结果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过程是一个由多角<WP=3>色参与的复杂过程，无论是从技术供给、市场需求、收益分配、还是制度环境方面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在此面前往往显得信心不足或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产出具有准公共产品性，创新者并不能完全占有创新收益，私人创新边际收益和社会创新边际收益之间存在着缺口，这两种情况都将导致一个结果即私人企业向社会所提供的创新产品数量和质量并非是社会所需的最优量，造成社会净福利的损失，这使得政府介入创新成为必要。政府的职责之一就是要降低创新过程和结果的不对等程度有效激励企业创新和培育企业的创新能力。从有效激励企业创新来看就是要有效增加创新企业的创新边际收益，提高其创新积极性；从有效培育企业创新能力来看就是要尽量降低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创新的成功率。因此有效增加创新企业的创新边际收益和尽量降低技术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便成为技术创新政策的首要目标。对这一目标的应用关键在于其有效性上，即创新政策激励和培育的杠杆效应或乘数效应的大小。一切创新政策工具的选择必须以该原则为标准进行取舍。 第二部分为技术创新政策工具效用分析。该部分以第一部分分析的技术创新政策目标为原则，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常见的五种典型技术创新政策工具效用的利弊和实用性进行了分析，供我国技术创新政策工具选择参考。财政激励在有效增加创新企业创新边际收益方面卓有成效，但直接的财政补贴和间接的税收优惠这两种方式各具有自身的特点，财政刺激政策应用的力度受到一国可用财力的直接制约。专利制度是从立法的角度保护创新者的创新收益或预期收益，增加创新者创新的积极性，但对专利制度的考察必须注意其双刃性的一面以及对不同行业影响的差别化。作为技术创新政策工具的公共采购政策一方面能有效增加创新企业的创新边际收益，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创新过程的市场和技术方面不确定性，但公共采购政策的适用范围较窄，受到不同市场结构的影响。风险资本是作为市场经济中一种风险分担机制而产生的，它有效降低了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的不<WP=4>确定性，造就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和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国家得到迅速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功。但风险资本的充分运用是以健全的风险投资机制、完善的资本市场特别是较活跃的二板市场为条件的。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和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所面临的不利地位决定了中小企业创新政策的必要性。中小企业与风险投资息息相关，除了建立健全风险投资机制外，还要搞好中小企业的信贷担保，大企业和科研机构向中小企业技术转让以及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 第三部分是我国技术创新政策设计与工具组合。该部分是在一般共性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对我国技术创新政策所做的个性分析，也是本文的重点和宗旨所在。该部分首先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创新政策所取得的成绩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如：政策调节力度不够，科技投入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政策调节的效率不高，杠杆效率较小；政策介入的方式有待改变等。在这基础上提出我国技术创新政策设计的原则思路，指出有效增加创新企业的创新边际收益和有效降低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缩短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