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又叫“洋行”或“洋货行”。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一口通商”上谕的发布，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十三行是清朝与来华外商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机构。广州一口通商不仅为清廷提供了一项可观的财源，也使十三行成为宫廷内大量奢侈品、奇异洋货及通晓西学人才的供应地和中转站。洋行商人（简称“行商”）从垄断贸易中崛起，成为与晋商、徽商并称的清代三大商团之一，其中怡和行商人伍秉鉴自估的2600万元（墨西哥银元）的资产，被美国学者马士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笔商业赀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行商团体的经营是顺利而成功的。事实上，从1760年到1843年，前后共八十四年，共有四十七家洋行先后营业，其中的三十七家在1771年到1839年陆续停业，即平均不到两年即有一家停止营业。因此，清代中叶行商普遍经营困难的事实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行商的破产？本文认为可以从“己弱”“他强”两个角度来考虑。一般而言，“己弱”源于自身经营行为和外部营业环境的双重作用，而“他强”则涉及贸易对象、竞争对手的行为和发展。进一步讲，“自身的经营行为”，既要考虑到与经营活动相伴而生的制度约束，也不能忽略具体的经营行为，而“外部营业环境”则是指相对于自身的经营行为以外，却对经营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具体到破产的行商而言，一方面他们普遍面临着“保商制”“垄断制”的制度羁绊，另一方面又深陷资金周转的困局。此外，他们还要不断迎接由“清政府及其官吏的勒索”、“外国商人的陷阱”以及“贸易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外部压力，在以上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行商自身力量的衰落乃至破产成为必然。进一步探究导致行商面临种种困局的原因，可以看到“清政府的自我中心主义”，“行商自身的经营行为”以及“经营环境剧变带来的挑战”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