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舆论监督作为民主监督制度中的一环,在监督政府行为、社会不良现象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成为判断一个媒体有没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标志。党和政府、新闻媒体、学术界都十分重视舆论监督的发展,社会公众也对其寄予热切期待。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受法律、公众、媒体自身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舆论监督仍面临重重困难。我国的媒体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各级党政机构领导的,在进行舆论监督时,媒体的活动空间容易受到限制,特别是在对突发事件、重大问题进行报道时,往往面临尴尬的境地：或是蜻蜒点水般浅尝辄止,或是跟进乏力而有头无尾,或是胎死腹中而难见天日。“舆论监督是双刃剑”、“舆论监督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质疑声不断出现。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社会利益冲突加剧,社会矛盾凸现,这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推动社会和谐发展。而在社会思想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的现状下,舆论导向的作用也显得尤为重要。于是,造成了舆论监督难做,但仍必须做、且要做得好、做得正确的两难境地。如何在我国现行的体制机制下,解决这一两难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和原因,只有科学地分析原因,把握其发展规律,才能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对待舆论监督这样一个复杂、多层次的系统,也应在把握其规律的前提下,推动我国舆论监督在实践层面的发展。媒介地理学,恰恰为上述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分析的视角。媒介地理学主要研究人类同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关注地理因素对媒介形态的影响以及媒介对地理样本的建构。媒介地理学指出,媒介与地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媒介所在地的地理形势、经济水平、政治状况、受众素质,媒介的规模以及媒介与媒介之间的距离等,都影响着媒介的生存与发展。在现代社会,公众舆论表达的主要渠道是大众传播媒介,这无疑更凸显了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作用。舆论监督作为新闻媒体的一个重要课题,直接影响着媒体本身的生命力、知名度和美誉度。然而,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独特的“城市性格”和气质,在南方受欢迎的报道北京读者却不见得买账,同样经济发达的上海和广州,舆论监督的形态却迥然不同。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如何使舆论监督的效果得到充分发挥?在媒介地理学的框架下思考这一问题,能够得到新的启示。基于此,本研究从媒介地理学的视域出发,在大致勾画不同地区舆论监督的地理学形态的基础上,选取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区域性代表城市的媒体舆论监督作为分析对象,结合大量舆论监督案例,考察各地舆论监督的形态、运作方式、成因等,并借由这样的分析,对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规律和发展模式做一定程度的总结。这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内容,也是本文的创新所在。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需要政府、媒体、受众三者之间的良好互动。本研究正是希望通过对舆论监督的媒介地理学分析,为在实践层面上因地制宜地推动三方的良好互动,为我国舆论监督突破目前的瓶颈提供有益的新思路。从这种意义上说,媒介地理学的现实价值在于,它能够激发并促使现代社会构建人、媒介与地理之间的和谐关系,能够为分析和把握我国现阶段舆论监督的发展状况提供新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