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成本几乎被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但却广泛存在于实际国际贸易活动中。事实上,贸易成本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变量,是解释国际贸易领域众多疑惑的共同归宿,并一直在国际专业化和贸易模型中担任重要的角色。随着贸易理论的逐步创新和发展,贸易成本已日益成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等理论框架的核心概念。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尽管我国对外贸易经历了持续的繁荣,并于2013年成为世界头号贸易大国,但不是贸易强国。2011年“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我国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加工贸易比重偏大,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产品的出口占有相当的比重,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阻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工业化国家关税当量的贸易成本高达170%(Anderson & Wincoop,2004),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贸易成本究竟有多大?如何影响贸易发展?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测度贸易成本的基础上,将贸易成本作为一种额外的要素禀赋,引入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拓展比较优势理论模型,并以这些拓展的理论为基础,分析贸易成本对中国贸易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这无疑对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性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理论意义表现在：(1)将贸易成本作为一种额外的要素禀赋,引入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拓展了比较优势理论模型。(2)现有文献在研究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二元边际影响时忽视了贸易促进机构的作用,本文在新新贸易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到贸易促进机构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确定性、帮助企业获取市场准入机会,更为全面地研究中国贸易发展,所得结论可能与已有研究存在差异,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新新贸易理论。(3)在研究贸易成本对贸易模式结构影响时,将贸易成本纳入“正统”的产业内贸易理论模型中,并区分同质和差异化产品贸易成本对产业内贸易的不同影响,扩展了产业内贸易理论。实践意义表现在：当前世界经济处于大调整大变革时期,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属于一种具有明显较长周期特征的系统性危机。我国对外贸易内外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出口产品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外贸企业抗风险能力偏低、贸易伙伴过于集中、贸易摩擦频繁等问题日益凸显,传统的粗放型出口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对外贸易发展方式亟待转变。所有这些问题都与贸易成本密切相关。本研究共分九章：第一章,绪论。主要包括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框架及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等几个组成部分。第二章,贸易成本的一般理论。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贸易成本涵义的界定,并总结本文对贸易成本的定义,在此基础上,对贸易成本相关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流通费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贸易成本)进行简要地回顾和评述。第三章,贸易成本的测度及影响因素。首先,介绍贸易成本测度方法的演进,在此基础上以最新的测度方法测算1993—2011年我国与十七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成本。其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我国与十七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双边贸易成本呈现下降趋势,并随我国加入WTO后下降更为明显；空间距离、贸易伙伴国对外开放度、是否共边界、是否建立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成本都有影响。第四章,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的影响。首先,在贸易成本测度模型基础上,定量分析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双边贸易成本对总体贸易增长的影响。其次,依据新新贸易理论,把贸易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在考虑贸易促进机构作用的视角下,构建动态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实证分析贸易成本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贸易成本的下降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从1993年到2011年,我国与十七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双边贸易增长平均值约为3461.680%,其中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7.503%,经济发展相似程度贡献率-2.308%,贸易成本下降贡献率为52.659%,其他影响因素贡献率为-7.852%；贸易促进机构通过影响贸易成本,能够显著地促进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对扩展边际的作用大于集约边际,并且无论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贸易促进机构对中高技术行业产品的促进作用均大于中低技术行业产品。第五章,贸易成本对贸易区域结构的影响。首先,简要介绍1993—2011年我国对外贸易区域结构的基本情况。其次,将贸易成本作为要素禀赋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模型进行拓展,以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的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贸易成本对我国贸易区域结构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贸易区域结构面有了明显扩大,且增速较快,但由于基数较低,新兴市场所占比例还是比较低,应进一步加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力度；由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能够进行面板协整检验,由于通过了协整检验,说明对贸易伙伴国的出口与双边贸易成本之间是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回归分析表明贸易成本的确是影响比较优势的关键因素,进而影响贸易伙伴国的选择和贸易区域结构。第六章,贸易成本对贸易模式结构的影响。首先以国家和产品分类为基础,选择Grubel-Lloyd指数(简称G—L指数)测度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反映我国贸易模式结构现状。其次,将贸易成本纳入“正统”的产业贸易理论模型中,在区分同质和差异化产品贸易成本的新视角下,以2002—2011年我国与十五个主要贸易伙伴国SITC三位数标准分类下贸易数据为样本,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研究贸易成本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2002—2011年期间,我国贸易格局中产业内贸易水平并不高；差异化产品相对贸易成本和同质产品绝对贸易成本变化对我国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完全不同,其中差异化产品相对贸易成本的增加对产业内贸易水平有明显的阻碍作用,而同质产品绝对贸易成本的增加对产业内贸易水平有促进作用,并且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内贸易水平有较小的阻碍作用。此外,差异化产品相对贸易成本和同质产品绝对贸易成本对产业内贸易的边际效应因要素禀赋差异取值不同而存在差异,当要素禀赋差异取值越大时,差异化产品相对贸易成本变化对产业内贸易的阻碍作用越大,而同质产品绝对贸易成本变化对产业内贸易的促进作用越大。第七章,贸易成本对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首先,分析我国1993—2011年贸易商品结构的演变情况。其次,按联合国将贸易商品结构划分为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并利用我国1993—2011年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双边贸易成本平均值,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模型实证分析贸易成本对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初级产品的出口总额基本保持逐步上升的趋势,但在我国出口中的地位逐渐地下降；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总额基本保持逐步上升的趋势,并且在我国出口中的地位逐渐地增强,已处于主导地位；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总额在增加,但是所占比重较低,并且持续下降,资本密集型产品不仅总额在增加,而且所占比重也在不断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总额虽然逐步增加,但是所占比重却在下降；由资本产品和消费产品构成的最终产品的出口比重高于中间产品。由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能够进行协整检验；通过协整检验可知贸易成本、外商直接投资、GDP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贸易商品结构间存在明显的长期协整关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贸易成本导致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的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的减少。第八章,贸易成本对贸易方式结构的影响。首先,分析我国1993—2011年贸易方式结构的演变情况。其次,利用我国1993—2011年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双边贸易成本平均值,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模型实证分析贸易成本对贸易方式结构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出口贸易方式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一般贸易为主,但是到了90年代逐步改变成以加工贸易为主,而其他贸易在总额中的比重一直很小；贸易成本对贸易方式结构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成本对一般贸易产品比重、加工贸易产品比重和其他贸易产品比重都有阻碍作用,贸易成本对一般贸易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第九章,结论与政策建议。首先,总结出本文的几点基本研究结论；其次,根据我国经济贸易的实际发展情况,认为促进对外贸易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有：加大对外开放程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国内投资环境、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改善出口商品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