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算法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引起社会的巨大变革,算法在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引起了一系列风险,算法强化了资本对于数据的收集与利益,催生“信息茧房”、“数据气泡”等问题。算法黑箱消解社会信任,社会经济稳定运行面临危机。算法权力催生监视资本主义,个体隐私权面临挑战;催生算法偏见,公平、正义等核心价值观念受到剥夺;消弭人的主体性,数据化、客体化、工具化人类;改变社会权力格局,造成权力格局的畸形化,引发政治风险;导致社会价值的多元、极化,造成主流价值的式微,引发意识形态风险。算法风险本质上是由算法权力引发的,文章从算法的逻辑层面解释出算法的根本特性,提出在经济方面,算法与资本相结合,形成了数字时代的所谓“算法权力”,这是算法的根本特性。同时,在政府治理层面,算法与传统国家权力的运行相结合,提高了治理效能。就算法权力的起源而言,算法最初产生于资本的温床,其与资本是密不可分的,资本的逐利性是当今算法无处不在的一个主要原因。本文主要从经济层面,讨论企业算法权力的法律规制问题。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对算法权力理论进行了详尽论述,界定了算法权力的定义,阐述了算法获取权力的逻辑,论述了算法权力与法律基础与算法权力的正当性,讨论了算法权力的规训性力量,提出了算法权力的特性。第二章论述了算法权力的异化风险,提出了算法权力的异化标准。第三章对国内算法权力规制的法律文件以及制度作出了评析。第四章对域外算法权力规制的现状进行介绍并提出了对我国算法权力规制的借鉴意见。第五章针对算法权力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基于规制监管与算法治理的角度,提出了应当以算法的监督管理立法体系为引领,构建起完善的算法权力规制的制度体系,形成多主体参与共治的算法治理体系。在算法立法方面,应当构建《算法监督管理条例》,引领协调相关算法规制法律,确保算法的健康发展,本文详细论述了《算法监督管理条例》的立法必要性、立法考量因素、立法定位、立法目的、监管对象、立法的基本内容及重点制度。在制度构建方面,重点论述了以企业算法评估制度、政府监管制度、个人权利制度、社会监督制度为重点,构建算法权力规制的重点制度体系,其也是《算法监督管理条例》的立法重点制度。在治理机制方面,应当实现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将政府、社会、公民、企业等多元主体纳入算法监管和算法规制的具体制度当中。从算法立法、制度构建、多元共治三方面着手,进行较为周全的算法权力规制。实现算法向上向善的目标,发挥算法本身的治理能效、舆论能效、经济能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