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股票市场不断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伴随资本市场发展所推行的经济政策的影响,而经济政策的推出及其推出效果并不是确定的,存在着不确定性。具体来说,一方面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投资者的预期和行为,进而带动股票市场的波动;而另一方面,股票市场的发展趋势的变化,也会在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推行造成一定影响,即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股市波动变化的影响。同时,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我国股市的大起大落往往伴随着政策的出台,许多伴随着资本市场发展所推出的政策对于中国股市产生了关键的影响,所以许多学者也将中国股市称为“政策市”,尽管政策不断放开,监管当局在逐渐减少对于股市的干预,但是其“政策市”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因此,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市之间的关联性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投资者和学者的关注。随着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在接下来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诸多来自国内外的挑战和问题。为了能更好地应对这些问题,政府、企业及投资者等诸多方面也都在不断地进行尝试和探索。而政府为了能更好更快地稳定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往往会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并且不断地进行调整,这些举措都或多或少会对中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产生一定的作用,从而导致投资者面临的风险变大。因此,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对于股市收益与风险的影响,是非常重要也是很有必要的。在阐明了研究意义,并且对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定义及其对于股票市场影响的理论机制进行了梳理与一定的思考。基于对理论的梳理,本文使用Baker等(2016)构建的EPU(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指数刻画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选取了沪市、深市和港市的代表性股指(分别是上证综指、深证综指和恒生指数)收益率,基于混频数据构建的模型,对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收益率的影响进行了多维度的全面实证分析:不仅考察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市收益率间的关系,还进一步分别探究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收益率波动及其高阶矩风险(即收益率分布的偏度信息与峰度信息)的影响。其中,为了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高阶矩风险的影响,本文对现有的混频数据模型进行了改进,将高阶矩引入其中。研究发现,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仅与沪深港三市的股票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而且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还会对股市波动和三阶矩风险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股市的风险水平。具体如下:第一,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别考察了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沪深港三市股指收益率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Baker等(2016)构建的中国EPU指数是月度数据,而股指收益率既有月度数据也有日度数据,故本文分别利用同频Granger因果检验,和混频Granger因果检验对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沪深港三市股指收益率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混频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更容易捕捉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股市波动的短期影响,即在“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是股市股指日度收益率的Granger原因”这一原假设下,针对沪深港三个股票市场的检验均拒绝了该原假设,认为我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三个市场股票日收益率是有显著影响的。第二,本文利用GARCH-MIDAS模型,分别对于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沪深港三市股指收益率的波动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水平值对于股市的长期波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其对于沪市股指的影响程度最大;并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波动同样也会对股市的长期波动造成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其对于深市股指的影响程度最大,对于港市股指的影响相对较弱。同时,研究发现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波动相比其水平值而言,对沪深港三市的市场波动影响更大且更显著。第三,为了进一步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偏度和峰度等更高阶矩的影响,本文参考NAGARCHSK模型的建立思路,在GARCH-MIDAS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引入高阶矩的新混频数据模型:GARCHSK-MIDAS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市风险的关系进行更全面的实证分析。改进后的模型研究结构发现,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仍会使得沪深港三市股指波动增加,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使得股市三阶矩风险更高,两者一致表明,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使得沪深港三市的长期风险变得越大。但本文的结果提示我们,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的影响需要考虑到更高阶矩的维度,而且本文新构建的高阶矩混频数据模型具有很好的实践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