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翻译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此,翻译蓬勃发展。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下,一些翻译家在更加广阔的领域下研究翻译:语言学,文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等等。这些翻译家以西蒙,哈伍德,戈达尔德,张伯伦和芙洛图为代表,他们从性别的角度发掘出传统译论中的男性至上主义和性别歧视:这些歧视表现在原作与译作,作者与译者的不平等地位,译作中对女性的歧视性描述,译者在其译作中的隐身。这些翻译家被称做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评论家;他们对传统译论中的三个基本标准提出质疑:忠实,等值,译者隐形,挑战了传统译论的二元对立模式,即原作/译作,原生的/派生的,创作/重写。女性主义译者为了彰显女性,颠覆了传统观念中女性和翻译的从属性地位,采用了前言,脚注,增补,挪用等翻译策略,突出译者的主体性,重读和重写传统翻译的忠实,对等和译者的隐身等问题,突出翻译这一活动的政治性以次弱化男性思想,强调女性经验和女性形象。本文追溯了女权主义的历史及女性主义翻译思想的发展,论述了性别,女性与语言的关系和翻译研究在文化转向后的状况,分析了女性主义翻译观的理论基础,指出语言是女性被压迫的枷锁,揭示了女性的声音在翻译作品中总是被湮没。女性主义者试图从语言着手,利用翻译,摆脱压迫。笔者在论文中地女性主义翻译观,实践方式以及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和局限性做了系统的阐述。最后,在总结部分,笔者综合女性主义翻译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对翻译研究的新思路提出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