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中国在外交方面经历了各种考验,取得了长足进步。将四代领导集体的外交政策稍加比较,会发现他们之间的转变、继承和发展。其中,以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领导之间的转型最为突出。在时间上,1982年左右,是一个新的起点,自此之后,中国外交改变了先前革命的轨迹,进而转向合作与建设。对这种进步与转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传统中国外交的研究视角中,从观念层面对外交的探讨不足。本文运用比较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法,试图从观念的视角考察领导人观念变化与新中国外交演进之间的逻辑。在外交中,观念既是一种对物质世界“是什么样”的直观认知,也是一种对其“应该是什么样”的价值判断。两者相互渗透,难以截然分开。具体外交观念,则主要包括对世界的认识和态度以及对自我的定位。在对时代主题的认知上,中国领导人经历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型过程;在国际格局观上,中国领导人经历了从“两大阵营”、“三个世界”、“多极化”直至“和谐世界”的漫长道路;在对自身定位上,中国实现了从“世界革命者”到“国际社会一员”直至“负责任的建设者”的历史飞跃。这些均鲜明体现了四代领导集体具有时代特征的外交思维――即毛泽东推进世界革命的革命性思维;邓小平立足搞好国内事务的务实性思维;江泽民“求和求同”的内敛思维以及胡锦涛建设性参与、构筑和谐世界的开放性思维。如果将外交观念的变化继续向前推进,需要回答的问题便是“什么导致了观念的变化”?目前大致存在两种解释模式,一是国内政治决定模式,认为外交政策调整主要是国家发展战略转变的结果;二是国际环境解释模式,认为外交政策变化更受国际战略格局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经济和政治联系的影响。本文认为,任何以单一模式来解释中国对外行为的做法都存在以偏概全的错误,应该从国际、国内两个层次来综合分析。就中国外交而言,国际层次因素主要包括安全威胁的判断、国际战略格局的转变以及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国内层次因素则包括主要矛盾的判断、发展战略的确定以及发展路径的选择等等。在“新中国对美外交中的观念”这个案例研究中,本文侧重于从中国领导人的角度,剖析中国美国观的变化,以及这种观念变化在中国对美外交政策上的反映。在阐述中国领导人对美外交观念的变化时,除了引证各种文本(包括官方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等)中所直接反映出的表述上的区别外,更注重结合国内、国际背景来验证外交观念的变化及其具体体现。对领导人观念变化的研究表明,变化了的时空条件通过领导人观念这个转换器带来外交政策上的具体调整。一定程度上,观念起着路线图的作用。它不仅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某个阶段选择了某种政策,也能大概预估在将来中国可能采取某种外交倾向,因为外交观念融合了某种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