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要解决三大问题:毛泽东开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历史背景和真正目的;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详细经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毛泽东思想发展以及中国革命道路选择上的地位与作用。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是在社会舆论对农民运动一片"过激"、"过火"的声浪中进行的。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随着反封建斗争的逐步深入,革命话语日益丰富,不仅"土豪劣绅"等话语应运而生,而且广大乡村地区的革命民众发现了近在咫尺的"革命敌人"。在北伐胜利进军的鼓舞下,农民运动对以土豪劣绅和封建制度为代表的传统社会进行猛烈打击。在急速发展的湖南农民运动中,乡村原有的社会矛盾不断地被揭示,广大民众的斗争激情一再被点燃,这使得"铲除土豪劣绅"的运动迅速扩大并过激,利益受损者大造反对农民运动的舆论,整个社会对此沸沸扬扬。对农民运动的不同观点迅速反映到革命阵营内,使得阵营内部充满了矛盾纷争。当时土豪劣绅恶意诋毁农运并作势反扑,国共两党力量悬殊、国民党右派蠢蠢欲动,国民革命军内部也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反农运情绪,因此不仅湖南农民运动面临扼杀的危险,而且农运的领导者——共产党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毛泽东未雨绸缪,为力所能及地拓展共产党的生存发展空间,以进一步推进国民革命,毅然下乡考察农运。毛泽东在1927年前开展了大量农村调查。国民革命中他日益认识到了蕴藏在农民中的巨大革命力量,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也有了日益深刻的认识,这为他的农运考察奠定了事实经验与思想基础。农运考察前,毛泽东已树立"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不解决,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两大核心观念,但是对一些具体问题还没有很深切的认识。论文在力所能及地挖掘和整理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首次较为完整、清晰、详细地考证了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整个过程。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考察,行程1400余里。考察中,毛泽东召开了大量的座谈会、报告会和群众大会,还开展了大量的个人访谈。他在考察时不断提醒下级党支部和农协干部,国民党右派迟早会叛变,国共两党的革命统一战线迟早要破裂,因此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要做好一切应变准备。此外,他还就党的组织发展、农协武装、坚决斗争土豪劣绅等作了大量指示、演讲和报告。毛泽东给中共湖南区委的汇报以及给党校、团校的报告,促使中共湖南区委的农运政策迅速转向;其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也对湖南农民运动的重新高涨起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陈独秀等人为了维护革命统一战线,实行压制农运、迁就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退让政策,《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一度遭到压制,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甚至中途停刊。毛泽东在日益混乱和危急的局势中坚持自己的主见。在对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上,他在农运考察和考察报告中已有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的革命方略: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路线截然不同的中国革命战略。在中共党内,他的坚决与陈独秀的隐让退缩形成鲜明对比:马日事变后,毛泽东虽然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上不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但只要没有国共两党高层的压制,他就坚决主张对反动派开展坚决斗争。在湖南衡山等地,他一再强调加强武装准备。八七会议上,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力主开展独立的武装斗争;在随后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不仅将革命的主要方向和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而且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等在农村的革命环境中统一起来,从而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在分析评价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考察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本文力所能及地不为毛泽东的话语和文本所局限,而是结合湖南人的性格,乡村传统恩仇文化以及晚清民初以来具体的经济社会环境进行分析。作为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一篇重要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版本和修改较多,本文附录对1927年的《战士》初版与1951年毛泽东亲自改定的《毛泽东选集》版本进行了详细对照,并对相关修改进行了分析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