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是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有机结合后的产物。根据社会转型理论,我国正处于从传统化社会过渡到现代化社会的“转型期”,各区域社区建设和治理必然呈现差异化特征。如N市、W市和C市作为我国东、中、西部的代表城市,其社区治理发育程度和社区矫正工作机制都存在差别,主要影响因素是社区治理类型的不同。因此笔者引入治理理论,将社区治理主体扩展状况和社区治理主体内部协作方式作为两个变量建立二维比较框架,通过三个城市社区作用于社区矫正的差异判断出三市社区治理类型存在差异——分别为混合型社区前期、混合型社区中期和混合型社区后期。尽管三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在社区矫正中各有不同的作用,但社区与社区矫正共生性不同却是三个城市开展社区矫正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根据对《社区矫正法》立法精神和具体条款的解读,笔者认为社区矫正运行的理想社区治理类型为自治型社区治理,即多方参与主体在社区的领导下平等参与社区矫正。但我国社区矫正现实运行情况与自治型社区治理存在较大差距,一是治理主体有限,社会力量作用社区矫正空间不足;二是主体协作方式行政化,难以体现社区在其中的作用。以上问题可归纳为城市社区与社区矫正之间共生性不足。要解决该问题首先要探究导致该问题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社区治理的“结构困境”和“本质困境”来加以解释,前者是指社区治理外部法治环境和社区建设状态等社会结构的局限性影响了社区矫正的发展,这是社区矫正治理主体有限的主要原因;后者是指社区治理强调多方参与和平等协作必然导致的行动力低下和主体权责不清,这是社区矫正行政化色彩浓重的主要原因。因此要解决上述问题,需从调整外部结构和改善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双重角度出发。从调整外部结构出发,首先要通过落实《社区矫正法》来调整法治环境以加强社区与社区矫正之联系;其次要通过提高社区资源整合能力以加大社区对社区矫正之投入。从改善社区治理出发,首先要通过建立社区文化和社区管理伦理以形成社区共同意志;其次要通过培育社区组织增强社区组织实力和独立性来为矫正主体权责划分提供基础。综上,尽管随着《社区矫正法》的落地,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在制度上已有了新突破,但城市社区矫正实践情况与立法尚存在较大差距,需结合立法精神和矫正实情进一步完善相关规范以落实《社区矫正法》,也要进一步改善社区治理状况为社区矫正提供更为理想的社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