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和薪酬管制的制度背景，将管理层与股东冲突、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冲突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就股权结构、高管薪酬对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我国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高管薪酬对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既存在投资过度的情形，也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股权结构对于企业的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影响不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于企业投资过度的影响总体来讲并不显著，但在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持股对企业投资过度影响显著，并呈现“倒U”形的关系。就投资不足而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投资不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越小。但在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这一关系并不显著，这恰好与投资过度的回归结果相对应。此外，作为解决管理层与股东冲突的高管薪酬激励，对于企业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影响也不同。首先，对于投资过度，总体而言，不当高管薪酬激励加剧了企业的投资过度。这在地方政府及一般国有企业控制上市公司、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表现显著，高管薪酬契约失效导致了企业投资决策的代理问题；而在中央及部委控制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与企业投资过度关系并不显著。就投资不足而言，总体上，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投资不足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高管薪酬的提升，有助于缓解企业投资不足的问题，有效的管理层薪酬激励可以解决企业投资决策上的代理问题。但对不同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影响存在着差异。对于中央及部委控制上市公司而言，高管薪酬与企业不足显著负相关，但地方政府及一般国有企业控制上市公司其高管薪酬与企业投资不足负相关但不显著，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甚至与企业投资不足正相关但不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上市公司薪酬激励制度的经济后果具有一定意义，同时也为如何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完善高管激励约束和公司治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