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最能体现在教科书中,尤其是有关人文学科方面的内容,教科书就是一个窗口,从这里我们能够发现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是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和习惯的。”①教科书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的综合反映,是一定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体现,它能折射社会的阅读心理和审美追求,为我们提供一个时代的阅读经典,并进而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与思想脉络。鲁迅被阅读,其间的反响、评价、争论与研究横亘近一个世纪;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阅读鲁迅,同样可以体会到时代的温度与呼吸。通过对中学鲁迅作品接受的世纪玄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个时期、各种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都不同程度地选编了鲁迅作品,并且其历史地位是无人能及的,包括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林语堂等,虽然他们在民国时期的教材选编中大量选入,且数量比鲁迅多,但在现代教材的选编中都没有连续性,甚至包括孙中山、毛泽东等,而鲁迅作品在各个时期的中学语文教材的选编史上从未缺失。这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历史地位,具有永恒性,不可动摇。然而,世人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评价却是毁誉过当的。陈独秀在《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中说:“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②这是陈独秀在鲁迅接受史上独特的贡献,历史跨越了五十年,鲁研界又回到了陈独秀这里。的确,真正把鲁迅当作人的时代毕竟是太少了。正如孙玉石所说,在鲁迅接受史上,“始终存在着一个超世俗的神圣化与反神圣的世俗化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③中学鲁迅作品的接受,实际上是走了一条“超世俗的神圣化”之路,并且现在还在走。然而,鲁迅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超然与纯净,而是置身于文本世界中的孤立与茫然:“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④回望历史,无论是作为“神”的鲁迅,还是鲁迅作为“人的独异性”,都留下了无尽的言说。在这里,我只想希望获得一种与己更直接的方式来走进鲁迅,即在中学视野里,关注鲁迅及其作品,这是我论文撰写的视角。本文写作的目的是使解读回到现场,拟以建国前后中学语文教材中选编的鲁迅作品为核心(建国后以人教社为主),以各个时期的文学批评家、教材与教参编者和语文教师对中学鲁迅作品的接受与阐释的史料为学术基础,在接受美学理论的视野里,梳理鲁迅作品自选入中学以来到本世纪初——八十多年来中学鲁迅作品的接受情况,考究中学鲁迅作品接受的历史演变轨迹,动态地显示中学鲁迅作品的历史生命,藉以观照中学鲁迅作品接受史中所反映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厘清中学鲁迅作品在各个时期接受的基本流程以及探讨当代中学语文教师和中学生如何形成正确的鲁迅观。也试图在史料的选编之外,寻找一个牢固的阿基米德点,撬起与中学鲁迅作品选编的相关内容,即通过中学鲁迅作品的外部研究,透过政治文化的视角,叙述中学鲁迅作品接受的原生态历史文化语境,揭示中学鲁迅作品的选编与当时的政治文化之间复杂而多变的内在联系,明确中学鲁迅作品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也是论文关涉的问题。论文分绪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简要论及本文的选题理由、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研究的创新点。从中学语文教科书选编的角度入手,在接受史的语意背景下,来测量一个世纪的中学鲁迅作品的思想深度及其文化走向,阐述鲁迅作品在接受过程中,其放大、延伸、扭曲而折射出来的时代的光与影,借助这些曾经感动过无数中国人的文字,更好地理解过去的一个世纪,并与之保持持续的对话,①是本文的冀望所在。中学鲁迅作品受现代人歆慕已久,有些篇章已有口皆碑,进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生活中的常用词汇。把中学鲁迅作品接受定为坐标,以此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透视出中国学人精神独立过程中的种种内在的认知逻辑、思维方式、内心动因、学术范型及其变迁的原因与规律;把鲁迅精神当作现代知识分子的最高品格,这不单单是一种学术行为,而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选择。然而,世纪之交的中学鲁迅作品教学已是被批得千疮百孔,伤痕累累。从现状而论,中学鲁迅作品接受所面临的问题,比较一致的地方是来自选编者的观念和教师教学目的上的滞后固陋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的规约,因而导致我们的多数接受主体一以贯之地不喜欢鲁迅,有“谈鲁色变”之嫌。因此我们在痛惜过往的鲁迅作品接受没有给多少学生构筑良好的阅读兴趣的同时,更害怕现在和将来的鲁迅作品接受不能给学生以信心。因此,巩固并传承作为原创性鲁迅文学与思想在中学界的地位和影响,让语文课回到语文本身,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以此达到“立人”的目的,这也是一项切实而有意义的工作。由于受到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中学鲁迅作品的选编与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关系:当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保持相对稳定的时期,鲁迅作品的选编也就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即使做调整也是单篇的调整;当社会出现大的转型,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之时,鲁迅作品的调整、变换甚至删减就越发频繁,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去留增减就成为时代风云的一张晴雨表。一旦社会模式发生变化,选编就会发生变化。因此,无论建国前后,中学鲁迅作品的选编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叙述者和表达者,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紧相连属,具有“配合”与“同构”的意义。这一方面说明鲁迅文本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鲁迅的思想已指向未来。正文分五章。第一章旨在阐明民国时期鲁迅作品是如何进入中学语文教材,学术界和教育界又是如何接受鲁迅作品的,政治文化和选编者的心理架构对中学鲁迅作品的选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学鲁迅作品接受的材料梳理,我们清晰地看到民国时期中学鲁迅作品的选编大多停留在鲁迅的小说与散文上,初中所选篇目比高中量大,教材选编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只凭‘主观偏见’和个人的喜好去选”。①然而,从选编的数量上看,鲁迅作品不及周作人与胡适。选篇只是单独作品的选篇,没有任何的提示和书下注释,到了民国末年才出现简单的课后练习题,教辅资料(教学参考书)在北师大图书馆仅存五本,教参的解读均注重其文学性的表述。但在40年代后的解放区中学语文教材里,所不同的是,杂文的数量明显增加,并且在编者选编的过程中,多少都带有毛泽东观念的某种暗示,这会使人自然地想到符号对人的规训和控制。然而解放区的中学语文教材虽带有草创性,但为建国后中学语文教材建设提供了标本。而在中学鲁迅作品的接受上,毛泽东的鲁迅论,远远超越了中国鲁迅学史上以前的所有鲁迅论,把中华民族对本民族伟人的认识提升到了最高境界,长期成为中国鲁迅研究的宗旨,笼罩达半个多世纪。第二章着重探讨建国后十七年里,鲁迅作品的重新选定。杂文的数量较解放前有了明显增加,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与鲁迅其它作品相比,杂文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影响会更大,许多鲁迅语录大多从鲁迅的杂文中得来。但选编突显其政治性,主要关注的是阶级斗争,而且存在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这对中学语文教学而言,选文显然不够典范。教材和教参编者对中学鲁迅作品的解读存在严重的政治化倾向,因而也不同程度地遮蔽了鲁迅文本的真实意义。主要表现在,自建国后,新闻媒介、文艺创作、理论研讨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在大一统的思想指导下,众口一词地进行批判与赞颂。试想,当社会纯洁到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声音时,人们的思维机能必将僵化,思维进入一种偏执的愚昧之中,也就失去了“人”的价值。这是长期的思想教育的规约所必然产生的禁锢性的结果。第三章侧重分析文革时期中学鲁迅作品的选编。由于文革时期的中学语文教材被“四人帮”所控制,人教社没有出版全国统编教材,各地方出版的语文教材又比较零乱,这一章主要是以北京市和吉林省出版的语文教材为核心,以此观照全国中学鲁迅作品的接受情况。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为配合文革错误的历史进程和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中学语文教材也成为政治夺权的工具,鲁迅是最大的傀儡。文革初,鲁迅作品一度被逐出中学语文课堂,因为鲁迅文学与思想与当时的斗争环境配合不上。两年后,选篇才不断地增加,杂文的选编走上了语文教材史上鲁迅作品选编的最高峰。文革中语文教参的阐释者与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的经验者对鲁迅文本极为政治化、庸俗化的描述,以及对鲁迅作品的弱化、扭曲和变形的阐释,都是极其严重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政治文化的影响,因而解读的意义已完全背离了鲁迅文学和鲁迅思想的自身,使鲁迅成为一个政治的附庸,地地道道的“工具”。然而,文革时期,让人极为欣慰的是李何林先生出版了《北京市中学语文课本中十五篇鲁迅作品的问题试答》②,这在中学界引起了极大关注,并且对普及鲁迅的著作和传播鲁迅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问题试答”的特质是把中学鲁迅作品中存在争议的问题以及中学语文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的困难,“问题试答”对此都进行了一一的解读,因此它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很大的实用价值,在中学鲁迅作品接受史上掀开了辉煌的一页。第四章论述新时期中学鲁迅作品的选编(1978—2000)。新时期中学鲁迅作品的选编则完全从“文革”时期“政治压倒一切”的框框中解放出来,这与学术界的大力倡导有直接的关系,当然社会转型是决定因素。选文的数量还在增加,达到了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选编的最高值。但保持了各类体裁作品的基本比例,同时删掉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杂文,删减的原因是这些杂文一方面被“四人帮”利用过,在受众群体的潜意识中存在前理解,文本背景复杂;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这些删减的作品已经不适合政治文化的需要。新时期中学鲁迅作品的选编出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体裁多样,题材广泛,编排由浅入深,教材内部明确了学习重点,课后习题建立了能力训练体系。然而从新时期中学鲁迅作品接受与阐释的文化语境与历史语境的生成与转换以及阐释者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历史事实表达中,可以看到,新时期的中学鲁迅作品教材与教参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不同程度地遮蔽了鲁迅及其文本的真实意义——深层文化逻辑与诗意表达。显然,选编者与阐释者还完全没有从“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的语境中解放出来,并带有深深的“文革”的印迹。中学鲁迅作品的意识形态化,严重阻隔了作为原创性的鲁迅文学在中学界的传承,同时也揭示出中学鲁迅作品教学作为一种教学系统的滞后与阐释的僵化。鲁研界以至社会各界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接受在世纪末的风潮中发生了重大转变——从神坛请下又送上了祭坛。后现代主义课程观消解了一切权威,鲁迅也在其中。第五章论述新世纪中学鲁迅作品选编(2000年以后)的重大突破,面对多元文化,教材删去了论战的时文,尤其是那些与旧文人“对峙”的杂文,相反,鲁迅曾经反对过的文人,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他们的文章也已进入教材,并且有些篇章还排在同一单元中。这种教材的选编方式使我想起了“人在五四”。新版教材(人教社第8版教材)由于袁行霈、冯其庸、钱理群、林非、谢冕等学术界的大学者的广泛参与和指导,中学鲁迅作品的选编就更加科学化与学理化。杂文的数量在减少,小说与散文的数量在增加。注重学生人文性的培养和文化底蕴的熏陶,唤醒人的独立精神的存在。因为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已进入了和谐发展阶段,需要反思人性,“以人为本”成为当今政治文化发展的主流。结语部分综合归结鲁迅文学和鲁迅思想并置交融的现代性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社会物质和经济条件得到改善,素质教育的有效实施,科技知识的全面普及,中学鲁迅作品教学越来越趋向人文化和专业化。但伴随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个人竞争的日渐加重,学校片面的追求升学率,以达到学校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学生成了考试的机器。学校在重视学生的智育发展的同时,完全忽视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不扭转当今的以功利为目的的教育手段,就无以达到“人的现代性”,学生的全面发展就会受到阻碍,提倡学习鲁迅文学和鲁迅思想的意义就是提升人的全面发展观。因此有必要对中学生进行启蒙主义教育。启蒙思想应当从基础教育开始,提倡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批判精神,由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课堂权威话语的拘谨,教师自身的局限,使新一轮启蒙困难重重,但伴随社会经济市场化,政治文明的倡导,语文教改的进行,无疑给启蒙主义的教育带来希望。将中学鲁迅作品置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复原鲁迅文本的真实意义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现在所做的只不过都是在接近鲁迅本体并丰富鲁迅本体。因而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因阐释者因情势而构建的鲁迅作品的意义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