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昌耀诗歌,其写作的版本与修改情况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很多我们认为写于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昌耀诗作,其实未必是当时写作的原貌,而是1980年代后期甚至是1990年代改写的结果。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论断——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诗作大都属于昌耀的“晚期风格”。如若仅从现成文献中的所谓“写作年代”出发,就会造成对昌耀诗歌本质上的认识偏差。昌耀未被收入诗集的诗作中,既有1953年至1957年发表的早期作品,也有若干首1979年之后公开发表的诗作。通过比照诗人对作品的前后“改写”,可以发现昌耀在诗歌技艺方面的逐渐成熟和创新。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昌耀诗歌的研究现状以及本篇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概述昌耀逸作和旧作修改的问题。通过对昌耀逸作的考证,可以发现昌耀诗歌在早期虽然有主流抒情模式的痕迹,但较少出现政治性词汇,而是更多地致力于呈现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从而展现出一些和政治抒情诗相异的特征。而昌耀后期部分逸作的发现,则还原了一个更丰富的诗人形象。同时,昌耀对旧作的改写或重写行为,不仅表现出诗人在人生感受、情感基调和审美趣味上的转变,还标志诗人在诗歌形式上不断锐化的追求。第二章从诗歌内容的角度出发,分析昌耀诗歌抒情主客体的转变。由于人生经历,昌耀对青海自然环境的认识中常常含有“精神之父”的投射,并伴随着对民族文化力量的追寻。80年代后期,现实理想的受挫和价值观念的破碎,使得昌耀在诗中消解了“父亲”在公共文化层面上的象征意涵。与此同时,昌耀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抒情主体“我”。一方面,这是对集体性抒情和话语秩序的颠覆,昌耀采用新的情感表达方式,将眼光更多地投到平凡生活中的个体形象。另一方面,诗歌的表现内容也从现代世界的表象转变为自我内心的指涉,通向更复杂、更私密、更多元的“自我”经验。第三章将侧重讨论昌耀后期诗学重建中的形式问题。20世纪90年代开始,诗人的作品出现了密集的不分行文体,以承载复杂的情绪表达。同时,昌耀从跨行、节奏、标点符号等方面,对分行诗歌的形式自由进行了探索。在高昂的理想信念逐渐失效的情况下,昌耀将精神层面上的不安定状态赋形于语言形式。他用写作突破文体的规范,自觉调动整个文学语言去写作,用不分行诗歌的实验和分行诗歌在节奏上的改造来实现精神困境的突围,从而建构起一种新的立足于个人立场的诗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