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区域深度融合,是新发展阶段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而推动沿线区域深度融合,离不开对沿线各国间直接投资关系及格局的分析,因此通过揭示沿线国家间的直接投资网络分布格局及各国投资地位如何变动,最后探讨其背后的成因就成为难以回避的重要议题。基于国际直接投资矩阵数据,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SNA）和二次指派程序（QAP）考察了2003-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演变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不断扩大、联系日趋紧密、但融合程度有所下降,已形成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中国和越南为中心的“多极化”分布格局;各国网络地位呈现“少数高、多数低”的非匀质分布,相对地位变化呈现动态特征,其中“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网络地位上升的国家数目明显增多;物理基础设施便利化差距、制度距离、劳动力成本差异和共同语言可解释34%的直接投资网络演变,四者的作用有阶段性差异。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将国际直接投资“第三国效应”考虑在内,通过构建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拓扑有向网络分析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结构分布状况,弥补了现有文献从双边关系这一局部视角分析的不足,也丰富了现有关于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的研究。二是利用更长样本数据,采用SNA法分析了沿线各国直接投资网络地位分布及相对变化情况,识别出各国对投资资源控制能力强弱,为针对性加快推动中国与沿线区域投资网络融合提供参考;三是采用QAP法进一步分析了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演变背后的成因,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政策参考。本文提出中国应在统筹考量各国利益与关切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基础设施合作,同时重视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因素,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夯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