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数据在刑事侦查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为了规范电子数据的取证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确认了电子数据的证据地位,紧接着对侦查机关收集和提取电子数据的程序作出了具体规定。但是,由于我国一直以来重视侦查权的授予,而忽视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因此,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的实践中出现取证主体的资质与权限失衡、取证范围扩张、取证措施的异位、取证过程缺乏有效制约等问题,增加了权力滥用的风险,可能不适当地干预公民的基本权利。为此,本文从权力控制的视角,立足于我国侦查机关收集电子数据的现实情况,结合域外法治国家的相关规定,深入研究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权力控制视野下的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属于侦查制度和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的背景下,推动我国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积极应对现实挑战和时代机遇,在确保侦查取证活动有效开展的同时,合理控制侦查权的扩张,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是本文研究的应有之义。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的基本范畴。基础范畴部分涉及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的概念界定、类型分析以及权力考量要素等内容。在界定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的概念部分,首先明确电子数据的概念,分析电子数据的特点,进而提出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的确切含义,是指侦查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时收集、提取、保全、固定、检验、分析电子数据的过程。由于侦查权只能由侦查人员行使,因此侦查取证程序反映了侦查权的行使过程。在分析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的类型部分,根据侦查机关收集电子数据的目的不同,可以将电子数据取证程序分为实现证明性目的的取证程序和探索性目的的取证程序;根据侦查取证主体发挥的作用不同,将电子数据取证程序分为联合取证程序和独立取证程序;根据电子数据的存在状态不同,将电子数据取证程序分为动态电子数据的取证程序和静态电子数据的取证程序;根据电子数据的收集措施不同,将电子数据取证程序分为强制性侦查措施及其实施程序和任意性侦查措施及其实施程序。在电子数取证程序的权力考量因素部分,重点考察取证主体的权限、取证对象的范围和取证措施的强度,以及各要素与侦查权之间的联系。第二章,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的权力控制理论。权力控制理论是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的理论基础,对侦查权的监督与制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权力控制理论部分,重点考察权力控制逻辑、人权保障理论和均衡调整理论。针对权力控制逻辑,分别从权力控制的模式和原则两个层面进行剖析。首先,从世界范围来看,为了防止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中侦查权的扩张和滥用,形成了三种限制侦查权的模式,分别是法治谦抑模式、正当程序模式和权力监督模式;其次,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认为程序法定原则和比例原则在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的构建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人权保障理论部分,首先分析电子数据承载的基本权利,包括数据财产权、数据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的内涵和特点,然后考察这些基本权利是如何为侦查机关收集电子数据的权力行使设定边界。在此基础上提出,侦查机关收集电子数据时应当权衡有效取证与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兼顾公正和效益价值,实现打击犯罪与维护社会安全的目的。在均衡调整理论部分,首先对该理论的基本内涵进行阐释,着重分析第四修正案元年的理论假设,以及冲击权力与权利平衡的因素。然后,通过考察均衡调整理论适用的六种场景,探究不同的制约因素对侦查效率的影响,从而确定一种“均衡——调整”的动态机制来解释第四修正案的理论发展,同时对技术发展和司法实践的变化作出回应。当一种新工具或者新方法可能引起侦查权力的扩大或缩小时,法院将调整第四修正案的保护程度,试图恢复修正案先前的平衡,从而使侦查效益与权利保障维持在动态平衡的状态。第三章,我国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的权力控制困境。在大数据、信息化背景下,侦查活动表现出技术性更强、效率更高的特点,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中的侦查权力也逐渐增强并向外扩张,增加了权力滥用的风险。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的权力控制困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取证主体方面,侦查人员获取电子数据的资质与权限之间存在失衡,表现为取证实验室的建设不平衡,取证主体的技术能力欠缺,因而需要第三方机构的技术人员予以协助,导致取证人员的权力泛化。第二,在取证范围方面,电子数据的属性变得更加复杂,同时,侦查取证的空间从物理场域向虚拟场域延伸,取证行为的边界变得模糊,而侦查机关获取电子数据的能力逐渐加强,取证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容易造成电子数据的过度收集,进而给公民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等合法权利带来威胁。第三,在取证措施方面,容易混淆电子数据的搜查与电子数据的勘验,电子数据的网络在线提取与远程勘验,电子数据的调取与技术侦查措施等。侦查人员错位使用上述取证措施,可能导致电子数据取证措施的适用门槛降低,与侦查目的和程序繁简不成比例。第四,在程序制约方面,侦查机关对电子数据取证人员及其取证行为的内部监管存在局限性,同时外部制约的效果不佳,导致侦查取证行为出现不规范的问题。第四章,域外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中的权力控制启示。重点考察域外主要代表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并进行比较分析。美国的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呈现出以权利保障控制侦查权力的特点:一方面,该程序被纳入搜查的分析框架,考量标准从财产权向隐私权转化;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发展,不同类型的电子数据之间的差异在缩小,而权利制约的力度在扩张。德国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考量的范式是权力范式,因而侧重于限定侦查机关的取证手段、取证目的和现实必要性等与侦查权力直接相关的内容。日本电子数据取证程序从整体上呈现出外向型协作的特点,并且第三方机构对侦查机关的协作是有限度的协作,而日本对电子数据侦查取证手段的定性,受制于任意性侦查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的二元框架。然后,对美国、德国和日本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的启动程序、实施程序和监督程序进行逐一比较,进而为完善我国的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提供启示。由于我国的立法模式受到大陆法系国家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德国法律的影响,因而我国与德国的权力控制模式更为接近。由此,德国法律对我国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的完善更具有借鉴意义。同时,美国、日本判例中对新型侦查技术、取证措施的界定,以及对隐私权的保障仍然具有参考价值。第五章,我国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中权力控制的完善路径。具体从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的主体、对象、措施等要素着手,对侦查取证的启动、实施和监督程序进行完善,从而推动电子数据取证活动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第一,应健全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的启动程序,包括申请程序、审查程序和取证范围的限制规则三个方面。在申请程序方面,首先,明确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的申请主体应当是具有侦查权的侦查人员;其次,适当扩大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申请程序的适用阶段,申请程序不仅适用于立案后的侦查阶段,还应当包括立案前的初查阶段;最后,规范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申请的文书设置与填写。第二,应规范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的实施程序。首先,应规范电子数据侦查取证主体资格,包括更新电子数据取证的技术和设备,合理界定取证人员的准入资质,以及优化实验室及取证人员的配置;其次,有必要在侦查机关内部建立具有电子数据取证资质的专业队伍,以提升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的科技水平;再次,优化技术专家辅助侦查人员的辅助取证模式,提高电子数据取证的质量和效率;最后,为了推进电子数据取证措施的体系化,应当在任意性侦查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的二元框架之中,结合不同的数据类型,考量取证措施对基本权利的干预程度,进而将取证措施分为三类:分别是未干预基本权利的任意性侦查措施,轻度干预基本权利的任意性侦查措施和严重干预基本权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并对不同的侦查措施建立层级化的规制程序。第三,明确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的终结程序。该程序是指在侦查程序结束后,移送审查起诉之前,公安机关的刑侦部门将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移送法制部门进行全面审查。在审查电子数据等案卷材料时,应当着重审查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确保电子数据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第四,应完善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的制约程序。首先,从电子数据的取证权限、取证行为的实时监督和在场监督、取证人员的伦理道德教育等方面,加强侦查机关的内部监管。然后,通过加强检察院、法院等中立机构对侦查机关获取电子数据行为的监督和审查,完善数据相关人的救济途径,确立程序性制裁制度,从而实现对侦查取证活动的有效制约,弥补侦查机关内部监管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