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多数决原则下,法律制度是主流观念的文本表达,主流观念是法律制度的思想根基。民众内心的认同是法律实效的力量之源。自西法东渐以来,借鉴西方法律制度成为我国法律创新的重要方式。为免桔枳之叹,就应当在制度借鉴时不仅要注意考察具体的制度架构,更要注意剖析赋予制度实效的观念基础;不仅要建立与之相应的组织机构、运行规则等显性要素,也要注重培养与之相宜的社会认知等隐性要素。《西方公共利益观解读》一文就是选择以西方社会公共利益观念的历史流变为切入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规范分析等方法,把公共利益认知放到历史发展的进程,还原到具体的时代场景中,从宏观上动态把握其主要内容和时代特征,分析其型构的社会基础,探究流变的基本脉络,力求发掘西方公益制度得以立基的观念基础,从而历史地、全面地认识公共利益,为更富有实效地借鉴西方制度解决当今我国纷扰混杂的公共利益问题提供理论资源。本文所使用的西方公共利益观一词,主要是指西欧和北美的公共利益观念。在当今政治经济格局中,这一区域的公共利益观念及其制度建构,是众多发展中国家法律借鉴、法律移植的样本。通过系统梳理研究,本文提出西方公共利益观在保持传承连贯性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的批判、反动和创新,先后经历了型构、传承、嬗变、反动、多元等五个较为明显的发展阶段。既表现出了较为分明的发展阶段性;也表现出某种可以识别的一致性和传承性,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具体说就是,古希腊罗马时期是西方公共利益观型构的肇始时期,确立了公共利益认知的三个基本范畴:公共利益与国家(政府)、公共利益与法律、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形成了两个公理性认识:公共利益是政府产生的伦理基础,法律应当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奠定了西方公共利益观的基本趋向。中世纪从信仰和理性结合处孕育出的公共利益观,调和了亚里士多德主义与神学教义,在神学的外衣下保持了西方公共利益观念传承的连贯性。以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运动为转折点,借助“复活古希腊罗马的知识”摆脱了神学束缚,以思想启蒙的方式推动公共利益观念实现了从神到人、从道德评判到社会契约的转换;提出了分权制衡的制度框架,为规范公权运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设计了路径方案;分别以私人自主领域和公共政治领域为观察点,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认知方面出现严重分歧,这一分歧影响深远,20世纪后期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论战都可说是这一分歧的延续与再现。19世纪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以功利取代契约、实证分析取代理论假说,推动了公共利益的认知由形而上的思辨转向社会实践,由注重合法性、正当性的论述转向提出制度改良方案;在坚持自由主义个人本位立场的基础上,确立了“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公益原则,为20世纪前期公益实现机制终结放任主义,实施政府干预埋下了伏笔。转型和多元,是20世纪西方公共利益观最主要的特点。随着社会主流公共利益观的变迁,公共利益实现方式发生了两次重要转变,推动了两次方向迥异的政府组织改革。本文研究角度较为独特,选择从观念史角度切入,在认真收集古希腊罗马以来有关公共利益的经典论述、典章制度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西方公共利益观演变的历史脉络,阐述了西方公共利益观的主要内容和发展变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动态认识公共利益,并提出了一些独创性的见解:第一,西方公共利益观察视角经历了一个由道德评判、到社会契约、到程序设计的转换。道德的视角,解决了伦理判断标准问题,确认了公共利益是公权行为正当性的评价尺度;社会契约的视角,解决了权力架构问题,为公权运作以公共利益为归依提供了制度方案;程序设计的视角,解决了公众参与、社会互动的问题,从程序上防范、诊治政府公共性丧失的难题,增进公共利益。第二,西方社会从政府、个人、社会三个维度来认知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功能表现为建构政府、平衡私权、凝聚社会。第三,公共利益实现方式的转变,经历政府主导模式和市场机制间的相互纠错后,转变为市场机制、政府干预和志愿性服务机制并存。第四,探究了人性预设对于公共利益观的型构作用。人性预设,是公共利益观的逻辑起点;人性预设的善恶倾向或是悲乐态度,在公共利益观中具有方向性意义。人性预设的变迁,是推动公共利益观念变革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剖析西方公共利益观的历史流变中,获得了方法论的指导,提出澄清观念,健全机制,严密程序的思路来完善我国公益法制:更新我国主流公共利益观的人性预设基础,全面认知公共利益的功能;重建公共利益确认机制、实现机制,实现公权机构与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抓住公共利益的形成、表达、协调、救济四个核心环节,完善公共利益程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