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先秦时代的一部珍贵典籍,《左传》依傍《春秋》而生却没有囿于《春秋》藩篱,而是以自由舒展的姿态成为它自己,并凭借完整的叙事框架、生动的人物群像、鲜明的思想倾向、优美的言说技法博得了永久出入各类权威文学史的特权。我们在追溯《左传》文学渊源的路上还原了它成熟的文学思想,发掘了它饱满的文学体式,检讨了它特异的文学修辞,也领略了左氏以圆熟之笔为我们再现的春秋时期那些个性迥异、形态驳杂的男人和女人,目睹了春秋战场上旌旗飘摇刀光剑影背后层出不穷的机巧与权谋。在《左传》叙写的春秋时代,延续了几百年的世家大族正在袅袅飘散的青铜乐歌中慢慢凋零,因文化教育广泛流布而新生的士族却在选贤任能的社会思想中渐渐兴起,使《左传》作者的出现成为一种可能。以《周易》、《尚书》、《诗经》为代表的文化典籍正在滴沥和哺育着前行的人们,占卜、赋诗和巧言应对成为春秋时期深入到各个生活角落的重要的文学活动,见于庙堂之会、大夫之家,也见于衢间陌上。春秋独具特色的文化风貌和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为《左传》的书写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左传》的文学表现有了现实的依据。《左传》的文字紧紧追随着春秋的脚步,试图以“立言”寻求“不朽”。左氏崇礼重道、以诗言志,忠于自己内心最真实的需要,为必须展开的《春秋》经文渐次作传,也将那些未被《春秋》收录却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文字一一补录进去,“有经无传”和“有传无经”所传达的是一个写作者睿智的取舍和独立的文学思想。在文学体式的选择上,《左传》将线性时间与非线性叙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它尊重国人对时间的看重继承了春秋的编年体制,却用新异的锁链式结构和优良的多维叙述将读者带进了一个从未被“编年”割裂的世界,为我们梳理了事的脉络、树立了人的形象。以“君子曰”为标志的议论性表述是《左传》最突出的形式特征之一,每一句君子之言都站在礼乐立场上表达着左氏最真实的思想,显而不隐,怨而不怒。虽然左氏怀抱良史之才以秉笔直书的胆略落墨成文,但历代学者早已证明《左传》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史书,史之“实”与文之“虚”被恰到好处地结合,不是镶嵌,更不是焊接,而是最巧妙最自然天衣无缝的融会。文学离不开修辞,由《左传》张扬开去的“春秋笔法”对后世各个领域的文字表达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而其骈句与散句间杂运用的手法则体现了文学表达最朴素的审美追求。《左传》对辞令的述录超越了此前的任何一部典籍,并显露了相对成熟也相对丰富的文体感。这些辞令出于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人物之口,却无不优美典雅、契合情境,无论是否被言语对象采信都极好地展示了春秋时代空前绝后的文化风习,也流露出左氏掩藏不住的钦羡之意。《左传》战争描写历来为人称道,左氏在战争叙事中通过“民本思想”和“崇霸意识”毫不隐讳地表明了自己的思想立场,并将战争前后和战争过程中的计谋与机变尽展于读者面前,“避犯”手法的运用使战争描写给人“篇篇换局,各各争新”的感受,“闲笔”手法的运用则成就了笔意上的跳荡、节奏上的舒缓和表意上的悠长韵味。《左传》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呈现是其文学叙事的必然,那些支撑起男权天空的天子、诸侯、权臣、贵胄以及文武之士无疑是作者记述的要点,而和男性一样在时间上游影响了中国历史走向的女性们也以女、妹、妻、母的身份展示着她们特有的委曲与舒展。《左传》对人物的描写虽是夹缠在事件之中并非刻意而为,并且几乎没有包括肖像、衣着、神态在内的外貌描写和细腻真切的心理描写,但那些极富个性的动作和声口毕肖的语言已足够让他们鲜活生动地卓立于读者面前,成为文学形象中的“这一个”。总之,《左传》以其独到之笔树立了自己不朽的文学地位,它是史传文学之源、是散文义法之范、是古典小说之本,哪怕轻轻触碰也会使人生出绵长的神往与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