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基层政权之间的关系研究一直是包括社会学界在内的学术界研究热点问题之一。上世纪80年代后的第一次财政体制改革使得基层政权开始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国家在乡村社会的控制力有所减弱，基层政权逐步变为具有自身利益的独立主体，国家的权力不能够真正通过基层政权达到最基层。城市化是国家具有明确目的导向的社会运动，是政府主体追求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性选择行为，通过以征地为发端的城市化过程使得原有的乡村社区被纳入到城市体系中来。城市化使得农民在身份上转为居民，乡村管理体制转变为街居管理体制，达到了乡村基层政权的权威被削弱的客观结果。面对这种情况，基层政权也是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威。本文以上海郊区乡村的城市化过程为例，分别从征地、村委会转居委会以及集体资产的处置过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展现了基层政权和国家互相博弈并达成妥协的过程。本文认为，在国家的权力扩张面前，基层政权的权威有了一定削弱，特别是社会性权威和经济性权威发生分离，但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以及国家制度设计的不明晰性给了基层政权较大的生存发展空间，使得基层政权始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它们不断利用国家的正式制度和建立有利于自己的一些规则，使得它们的权威在基层得到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