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信息全球化时代,信息资源爆炸式增长,知识交流更加频繁。在科技进步速度加快,产品革新周期变短,研发复杂性增大的背景下,传统的封闭式创新已渐渐瓦解,企业可以借助外部创新能力。近些年来,创新要素的流动路径从企业内部发展到企业外部,更能突破区域。城市是承载企业创新活动的场所,汇聚创新资源和要素,为企业提供研发创新所需的制度、经济等环境。当企业需要进行跨域创新活动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阻碍,需要地方政府部门等各个城市子系统的联动。随着持续的知识流动和创新合作产出,城市之间不断产生联系和学习互动,构建起城市创新网络。弄清城市创新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动因和影响机制,对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协同区域创新体系,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有重要意义。创新型城市建设离不开顶层制度设计,区域技术市场的共建共治也需要制度支持。2018年,国家领导人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宣布,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非常重要的战略区域,如何抓住这一重大战略机遇成为重要热点。然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着行政壁垒、市场分割等问题,阻碍创新资源的市场化流动。地方政府对城市内活动的管理权力大而对城市外协调权力小。官员交流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管理制度,可以推动城市之间的学习效应、减少行政壁垒,完善城市之间的协调与沟通机制,提高政府职能水平,促进城市间有机统一。本文通过使用长三角地区26个城市之间的合作专利数据,从地方官员交流的视角研究长三角城市创新合作网络,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城际创新合作数据进行现状分析。研究结果发现:（1）长三角地区城市创新网络呈现以上海为强核心、南京和杭州为副核心,宁波和苏州影响次之的“一主-二副-边缘”的多中心空间结构趋势。近年来,长三角城际创新合作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但目前城市创新网络中成员间的联系紧密程度不够高,各城市创新合作能力存在较大差异;（2）在长三角城市之间,市长交流的频率要高于书记交流,任职地关联的频率要稍高于籍贯地关联。随时间推移,地方官员交流的空间范围扩大,地方官员交流与城际创新合作的相关性下降;（3）地方官员交流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城际创新合作。其中,市委书记交流对存在籍贯地关联和任职地关联的城际创新合作有显著正向作用。市长交流对与任职地关联有关的城际创新合作有显著正向作用。（4）城市的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技术邻近性对城际创新合作有积极作用,产业邻近性对城际创新合作的影响是负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