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大气污染、水体污染以及土壤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不仅威胁着我国居民的身体健康,也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引起我国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党中央明确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之后各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逐步完善。为进一步加强环境综合治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推出中央环保督察制度,通过派遣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各个省(市、自治区)对当地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展开环境督察。以往环保督察的对象主要为污染型企业,而中央环保督察的督察对象则转变为各省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并且下沉到部分地市级党委和政府。中央环保督察组通过问责倒逼地方党委政府真正落实“党政同责、一党双责”的要求,有效地解决了我国地方政府部门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的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中央环保督察制度自2015年实施以来,在环境污染治理问题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然而,中央环保督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其是否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来换取环境质量的改善?鲜有文献对此进行讨论。本文将以微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微观作用机理。首先,本文归纳整理了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理论及文献并指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本文需要研究的问题。其次,对中央环保督察的政策背景和制度逻辑进行简要梳理。再次,探讨中央环保督察影响企业绩效的机理以及不同督察方式对企业绩效影响差异的机理,为本文接下来的实证分析奠定基础。最后,借助2014年第1季度到2018年第4季度的中国A股共2362家上市工业企业季度报表数据以及对应的宏观经济数据,采用三重差分法(DDD)实证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包括中央环保督察的总体经济绩效评估、例行督察和“回头看”经济绩效对比评估、异质性分析、机制分析、稳健性检验五个部分。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有效推动上市公司企业绩效的提升。这是因为企业在面临地方政府规制压力时不得不通过转变企业生产经营方式来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降低环境规制成本,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在给企业带来环保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效益。企业经理人也会通过约束自身行为以减少公众举报和媒体曝光对企业声誉和个人形象的损害,最终表现为企业绩效水平的提升。(2)相比于例行督察,“回头看”对上市公司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大。其可能原因如下:无论是地方政府向企业传递的规制压力还是公众举报和媒体曝光对企业形象的损害程度,“回头看”都更甚于例行督察。企业通过改变生产经营方式以降低污染排放的激励更强,由此表现为企业绩效受“回头看”影响更大。(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例行督察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并无规模异质性,而“回头看”则存在规模异质性,即大规模企业受“回头看”影响更大;例行督察和“回头看”均未表现出明显的所有制异质性。这可能是因为例行督察是对督察地区的全方位和多层次的督察,而“回头看”则对例行督察期间整改方案的一次验收,大规模企业的高排放性决定了其更容易受督察组核查。(4)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例行督察还是“回头看”,其与企业绩效之间都存在创新补偿机制和代理成本机制,即中央环保督察组的进驻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和降低企业代理成本间接实现企业绩效水平的改善。基于以上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加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力度,提高公众参与环保的意识,拓宽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渠道并保持渠道畅通,努力构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长效机制;(2)针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地方政府应制定差异化环保激励政策,而非采取“一刀切”措施;(3)健全环保督察制度的法规体系,明确环保督察的相关主体、规章制度、督察程序、责任机制等,强化环保督察工作的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