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为“数字丝绸之路”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中国数字经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总量上有明显的优势,却不能意味着较高的数字经济效率。当我国的数字经济效率具有较大优势时,将数字经济发展经验及数字经济成果共享,创造新价值,为实现“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合作共赢提供力量。对数字经济效率进行测算,以新的视角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势在必行。本文运用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引入外部环境变量、随机性因素和松弛变量,有效解决传统模型中的径向和角度等问题,同时考虑非期望产出,得出“一带一路”51个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效率真实测度值。并且为了探寻数字经济效率的提升路径,引入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影响数字经济效率的因素在不同分位点的不同作用及影响。在各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比较各影响因素对数字经济效率的分位异质性,为改善各国数字经济效率水平提出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对于数字经济效率值测度结果来看,环境变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效率存在一定影响,考虑非期望产出和环境变量的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可以更真实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数字经济效率值;第二,各国家在数字经济效率水平上,发展不平衡,存在很大的“数字鸿沟”现象,剔除外部环境变量影响后,中国数字经济效率值较高,优势明显,但有部分国家效率水平接近于0;第三,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开放度这两项影响因素有明显的分位异质性,只在0.1和0.2分位点下影响显著,在0.5和0.8分位点下不显著;而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在不同分位点下均影响显著,不存在分位异质性,对于系数结果来说,各项因素对数字经济效率均有积极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