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公正待遇（英文全称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以下简称FET）标准自1948年首次规定在《哈瓦那宪章》后,有将近50年的时间处于休眠的状态。直到1997年第一次被援引适用,该待遇标准条款才开始逐渐“苏醒”。时至今日,FET标准已经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呈现出了“无案不涉”的现象。FET标准的适用呈现频率越来越高的趋势,不仅关系着国际投资法的发展,也关系着东道国与投资者利益平衡的问题。由于FET标准自身规定的模糊性,仲裁庭对其解释存在不一致的问题,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仲裁机制“合法性”的担忧。本文以国际投资仲裁中涉及FET标准的案例展开,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章为问题的提出。通过对NAFTA机制与ICSID机制下涉及FET标准的案例进行梳理,发现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FET标准法律解释存在不一致的问题。FET标准解释的不一致不仅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仲裁制度“正当性”担忧,也导致了东道国与投资者利益失衡的问题。在NAFTA机制下,国际仲裁庭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105条出现了解释不一致的问题,一部分仲裁庭认为,对FET标准的解释不需要参考国际习惯法最低待遇标准;而另一部分仲裁庭则认为对FET标准的解释应当参照国际习惯法最低待遇标准。在ICSID机制下,仲裁庭也存在着对FET标准解释不一致的问题。这种解释不一致表现为仲裁庭在同一条约下对FET标准解释不一致、类似案件下对FET标准解释不一致以及对同一内涵要素解释的不一致。第二章从投资条约以及仲裁机制层面探究FET标准解释不一致的原因。从投资条约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投资条约关于FET标准的措辞不一致;二是投资条约解释方法存在固有缺陷。从仲裁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仲裁庭对实质性问题认定不一致,即仲裁庭对东道国因应对政治危机或经济危机而采取的措施是否违反FET标准认定不一致;二是仲裁机制存在缺陷,如透明度缺失、仲裁员问责制度缺失。第三章探讨FET标准解释不一致的疏通路径。主要是从国际投资条约以及仲裁机制两个方面进行疏通。从国际投资条约层面来看,在宏观层面上需要明确FET标准的性质和地位;在微观层面上需统一FET标准的措辞,采取动态的FET标准规定模式。从仲裁机制层面来看,可考虑将透明度原则引入仲裁机制、设立上诉机制以及利用比例原则限制仲裁庭对FET标准的解释。第四章为中国关于FET标准规定、问题与疏通路径。首先,通过梳理发现我国关于FET标准的规定存在措辞不统一以及缺乏定性解释的问题。然后,针对我国FET标准规定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要明确资本输入国与输出国双重身份、采用审慎态度制定FET标准的规定模式与限制FET标准的适用条件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