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然而，高速增长的经济、迅速推进的市场化进程以及日益开放的对外环境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国力的迅速增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在不完善的权利管理和监督体制、不完善的社会民主制度下，公权力的腐败寻租行为频发，我国腐败和反腐败也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社会焦点话题之一。公共品的供给情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与进步程度的标志，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品供给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其供给现状仍存在较为明显的结构性差异以及地区性差异。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大型腐败案件中，涉及公共机构及公共支出的越来越多，诸如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收取回扣等寻租手段日渐多样化，并且公共资源配置领域的腐败案件的涉案金额一般都较大，涉案人员较多，造成重复建设、“豆腐渣工程”等资源利用低效率现象多发。这表明我国公共支出领域的腐败问题是较为突出的，会极大地降低政府公共支出的经济效率，降低社会福利，并最终阻碍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关注的正是公共支出领域的腐败问题，考虑到公共物品较之私人物品所具有的特殊性，并且在我国现行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公共品主要由地方政府提供，因而公共支出领域的寻租具有现实可能性。政府寻租的相关理论告诉我们腐败的确会对我国公共资源的配置产生影响，那么这一影响机制是什么？对不同性质的公共支出是否有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区域是否也存在差异？现有关于腐败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对腐败的定义及衡量标准上，或是进一步对腐败产生的原因及其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同样，对我国公共支出领域的研究多集中在财政分权制度、转移支付制度、晋升机制等因素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涉及公共支出领域的研究则多见于公共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虽然也有学者进一步将腐败的影响从经济增长延伸至公共品供给领域进行研究，但也多集中在理论层面，并且将各地区的腐败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的差异相联系的研究较少，本文的研究不仅包括腐败对公共支出的结构性影响分析，而且进一步从我国公共品供给的差异性出发，将腐败对我国东中西部公共支出的影响分别进行分析，弥补现有文献在这方面的不足，这也是本文的创新所在。本文准备立足于公共品供给的经济学理论支撑，运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以及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通过理论研究对公共资源配置领域的腐败发生可能性进行分析，并构建一个包含腐败影响公共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数理模型分析腐败对公共支出的结构性影响。进而建立腐败对公共支出总量及结构性影响的静态及动态计量模型，将腐败对公共支出的影响进行量化，并在结构性研究的基础上将实证模型细分到我国东、中、西三个区域，对比各地区的实证结果并尝试对其进行解释，将理论与各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分析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区分不同区域的腐败对公共支出结构的不同影响。最后在本文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相应政策建议，以期能对我国反腐治理及公共品供给结构合理均等化的实现有所借鉴。本文的研究认为：首先，腐败会扩大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地方政府希望扩大公共支出规模以寻求更多的腐败机会，获得潜在的腐败收益。但腐败对不同类型的公共支出影响不同，对道路、能源、通信等经济性公共支出存在积极影响，而对医疗卫生等社会性公共支出有消极影响。其次，腐败本身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但其通过影响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可能会起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机制主要是通过经济性公共支出来实现。再次，腐败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取决于特定的环境，存在地区差异。比如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是那么高，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腐败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共品的发展，改善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在具有较高质量的市场机制下，腐败对两类公共支出有显著的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