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生活就业,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真正开始。然而与西方国家和其他基本上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不同,在这些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同步进行的,即随着这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和定居,转化成为城市居民。而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却是主要以“流动”而非“转移”的方式进入城镇的,我国农村劳动力从改革初期的就地转移,到 20 世纪90 年代以后的缓慢转移,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却没有带来农村劳动力的相应转移。相当多的农村劳动力只能以“流动”的方式进入城镇寻找就业机会。这种现象需要得到解释。本文试图借助社会资本的分析工具对这一现象作出理论上的解释,对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作出新的思考。 从建国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程来看,制度因素、市场因素和文化因素都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障碍。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阻碍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不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扭曲了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歧视、偏见等使农村劳动力难以真正融入城镇,等等。这些因素都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生活就业,成为城镇居民。 然而,在诸多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中,社会资本更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社会资本是一个崭新的分析工具,最初用于社会学分析,目前在经济学研究中也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比如社会资本在移民、就业、人力资本形成、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应用展现了其很强的解释力。尤其是将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制度分析工具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影响日益广泛,形成了市场、政府之外的“第三种治理形式”。2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社会文化的特点,分析了社会资本因素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全文主体部分主要的分析思路就是围绕着社会资本因素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展开的。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章是有关理论的回顾和有关研究的概述。第二章是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现状进行分析,指出我国农村劳动力主要以“流动”而非“转移”的方式进入城镇生活就业。第三章是借助社会资本理论分析社会资本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最后一章对如何增加进城农村劳动力的社会资本,促使我国的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进行了新的思考。首先,农村劳动力在城镇中社会资本的匮乏使得他们进入城镇后除了要支付一定的生活成本、迁移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之外,还要支付许多由于社会资本匮乏所增加的成本,这些成本的不确定性使得进城农村劳动力的劳动力供给不再是无限弹性的,社会资本的匮乏也使得他们在城镇就业机会的获得主要依靠极为有限的乡土性社会资本,城镇从属劳动力市场的农村劳动力非无限供给特征和我国工业发展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战略使得进城农村劳动力相对于我国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供求不足。进城农村劳动力社会资本的匮乏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农村劳动力难以完全脱离农业,成为城镇居民。其次,家庭网络中社会资本的存在和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经营体制使得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决策不同于刘易斯模型中的传统的转移决策。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条件下,由于家庭网络中社会资本的存在,农村劳动力在作出“流动”决策时,是基于转移进入城镇后预期实际收入水平和农业边际产出的比较,只要城镇预期收入扣除“流动”成本后高于农业边际产出,农村劳动力就会“流动”进入城镇;而在作出“迁移”决策时,农村劳动力是基于城镇预期实际收入水平和农业平均产出的比较,只有城镇实际收入高于农业平均产出,农村劳动力才会决定“转移”。由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条件下,我国农业生产中不存在刘易斯所称的“固定工资”,城镇企业难以提供高于农业平均产出的工资水平,农村劳动力的真正转移很难实现。3此外,进城农村劳动力社会资本的匮乏还使农村劳动力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在城镇生活面临很大的风险。农村劳动力在乡村可以得到亲友、邻居等的情感物质支持,可以有效的降低日常生活的成本,得到有力的社会支持。而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后,在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的条件下,面临极大的生活风险。而且,由于社会资本的匮乏,农村劳动力很难融入城镇,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后,其社会关系网络仍局限于原先在农村拥有的乡土性社会关系,其交往的对象非常狭窄,很难真正适应城镇生活,成为城镇居民。最后,本文从建立进城农村劳动力自组织、培育社会信用、促进个人社会资本投资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作出了重新思考。建立进城农村劳动力自组织有利于增加进城农村劳动力的社会资本存量,降低农村劳动力的交易成本,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城市心理的形成,减少城市病等。社会信用的提高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存量,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增加整个社会的互信程度,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顺利城镇化。通过促进进城农村劳动力进行社会资本投资,增加他们的社会资本拥有量,从而使得他们可以降低在城镇生活就业的交易成本,获得必要的社会关系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