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晚年的丁玲经常被认为是没有多大研究价值的。其实不然。一条河流丰水期值得研究，枯水期同样值得研究。河流为什么干涸？这本身就具备研究价值。事实上，关于丁玲晚年，有太多需要正视、包容、廓清和去伪存真的东西，去掉覆盖在丁玲身上的表象和似是而非的印象，把丁玲放置到左右着她的个体和社会政治的无奈处境之中，才能看见真实的整体的丁玲。“晚年丁玲”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本文是在晚年“被视为文学界僵化保守的‘左’的代表人物”的丁玲这一特定内涵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简而言之，即“老来‘左’”的形象内涵。丁玲晚年的“左”，一定程度上是为历史问题平反所累的结果，是解决历史问题不得不借重的“工具”。当然，真实的丁玲并非完全不“左”，她的“左”也并非完全出自矫情，有一些是与自身政治利益、信仰、人生道路、既得利益相关的真实表达。本文首先要厘清丁玲“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其次要发现丁玲“历史问题”与“晚年形象”如何相遇。在此基础上，对导致“晚年丁玲”形象被定格为“左”的主要事件和现象、传闻逐一进行分析，如，丁玲与《讲话》、丁玲教育青年、“晚年丁玲”与马恩著作、丁玲晚年的出访和受访、丁玲关于“创作自由”的言论、《杜晚香》的写作对于“晚年丁玲”的复杂意义、“清污”中的丁玲，共七个方面。通过这些分析，发现支配丁玲如此言动的真实缘由及其背后的无奈，说明“晚年丁玲”的“左”与其历史问题密切相关，揭示这种种因素与外在的社会形势、官方需要、文坛的世情人心等相结合，如何“打造”了这样一个“晚年丁玲”。晚年周扬是影响“晚年丁玲”形象的主要人物。造成“左”的“晚年丁玲”形象的是一股合力，是各种因素的相加，除了历史问题以及与周扬的恩怨外，丁玲自身的老年和性情特点、一生的道路选择趋向所决定的晚年必然心态，也是打造“晚年丁玲”形象的重要因素。丁玲一生都在改造自己，直到晚年。从被动改造到自我改造，丁玲已经被改造彻底异化，她从改造中获得安全感，改造成为她的信念。领袖情结与改造情结相结合，牢牢地支配着丁玲，包括丁玲的马列情结，都是为领袖情结所强化。丁玲所处的复杂的文坛矛盾，远因是制度，中因是政治权力，近因是宗派关系。过多地着眼于个人恩怨而忽略制度性反思，是把根本问题遮蔽了。丁玲复出后的余悸，不仅是对周扬的余悸，更是对权力和权力机制的余悸。丁玲晚年之所以与社会思潮脱节，是因为她不反思。丁玲的不反思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没有余裕反思。因为历史问题尚未解决，她必须做“顺民”。其次，没有愿望反思。因为她的命运与主流是一致的，她的反思可能面临自我否定的危险。再次，没有能力反思。在政治与文学之间，丁玲总是处于一种二元的分裂状态：两种声音，两个面孔，两种价值观，两种文学观。丁玲的双重文化选择，决定了对她的历史评价也是双重的，很难统一。用翔实的资料来说话，对已有的观点尽量在对比中进行廓清，在此基础上给出自己的观点，这是本文秉持的主要研究方法。本文是关于丁玲晚年研究的第一个长篇文本，是第一次将丁玲晚年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进行研究，也是迄今对丁玲晚年的最完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