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适当性义务起源于上世纪美国证券法领域,起初只是一项行业自律规范,逐渐发展为监管规则,再上升到法律规范的层面。随着我国金融风险防控意识的增强,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在我国发展迅速,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投资者适当性义务规则体系。但是由于适当性义务在我国起步较晚,我国适当性义务制度还存在着理论基础薄弱、性质不清、内涵不明等问题,此外,违反适当性义务所需承担的民事责任也存在很大争议,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必然会对金融机构承担适当性义务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需要深入研究我国投资者适当性义务,构建本土化的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制度。域外投资者适当性主要以代理理论,招牌理论,特殊情况理论等为基础,这些学说在以普通法、衡平法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虽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并不能完全适合我国法律传统。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由来已久,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而且在整个民事领域中具有统领作用,故可以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我国适当性义务的理论基础。适当性义务本质上属于信义义务范畴,在金融产品与服务交易过程中,金融机构与投资者建立了一种信义关系。金融机构在信义关系中对投资者拥有优势,实质上处于受托人地位,投资者则处于弱势的委托人地位,信义义务不仅旨在防范金融机构凭借优势地位损害投资者的利益,而且要求金融机构为实现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而勤勉尽责。我国投资者适当性义务行为要件主要包括了解产品、了解客户、以及适当性匹配三个部分。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充分了解金融商品的特性,这不仅是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的内在要求,也是商品交易的必然逻辑与应有之义。尽管各国对金融机构所须了解的投资者信息规定不一,但通常都包括投资者的个人信息、财产状况、投资知识、投资经验、投资目标以及个人风险偏好与风险承受能力等,金融机构在了解投资者信息时应当保持谨慎态度,同时要注意保护所获取的投资者信息。适当性评估则主要包括交易目的适当性、风险适当性、知识与经验适当性、财务状况适当性、持续的适当性评估等方面。在违反适当性义务所需承担的民事责任性质认定问题上,应当注意对适当性义务性质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着适当性义务民事责任承担。适当性义务在本质上属于信义义务,金融机构不履行适当性义务或者不适当履行义务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对投资者承担责任,责任承担应区分阶段,具体表现为:以金融产品销售合同的订立为界限,损害行为发生在合同订立前,金融机构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发生在合同订立以后,金融机构因未履行持续性适当义务造成严重损失的,则应承担侵权责任。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本市场日益活跃,新型金融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必然会对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研究我国投资者适当性义务,构建中国本土化的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制度,是时代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