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妨害公务罪第5款之规定修改为袭警罪,通过单独设立袭警罪对不断发生的暴力袭警现象进行规制,不仅符合了国家管理的需求,也回应了社会各方一直以来的呼吁。作为新生罪名,袭警罪的成立确实成了打击袭警行为、保障人民警察人身安全的重要手段,但是,理论与实务中对袭警罪的理解与认定仍有较多争议,尤其是在袭警罪客观要件的认定方面。因此对袭警罪客观要件进行合理的认定有助于解决该罪的司法适用争议。对417份样本案例进行实证考察发现,袭警罪客观要件的司法认定主要聚焦在以下问题:第一,忽视了暴力袭警行为的特殊性,按照了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来解释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把间接暴力评价为“暴力袭击”。第二,对人民警察的范围界定没有统一标准,部分案例将暴力袭击警务辅助人员的情形判定为袭警罪,但也有部分判决不这样判定,导致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第三,将暴力袭击不合法职务的行为或者将职务执行完毕后实施的暴力袭警行为判定为袭警罪,犯罪圈扩大化趋势明显。袭警罪客观要件认定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对“暴力袭击”概念的理解学理及实务中存在多种观点,对“暴力袭击”的上下限也有所争议。其次“暴力袭击”的对象人民警察,能否涵括警务辅助人员抑或包括对警用装备实施暴力间接作用到警察人身的情况。最后对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存在不合理的判断,对那些未阻碍执行职务的暴力袭警行为或者在面对瑕疵执行职务时对人民警察进行了暴力袭击,是否也可认定为袭警罪。这些不合理的判断还会导致司法人员忽略了行政法的前置作用,将违法程度较低的行为错误地上升为刑事犯罪。对袭警罪客观要件的认定,应该回归到该刑法条文本身的分析。由于刑法第277条第5款是第1款的特别条款,其适用应以行为符合第1款规定为前提。因此“暴力袭击”作为袭警罪的构成要素之一,其阻碍正在执行的警察职务的不法程度应该比妨害公务罪更重,也即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仅限于狭义的暴力,且该暴力行为阻碍了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不包括非突然性的暴力以及单纯的消极抵抗行为。完善行刑衔接,通过明确不同部门法的内在价值倾向,把握“暴力袭击”的程度,以袭警罪的保护法益为依据,对不符合袭警犯罪标准,也未妨碍警察执法等行为,适用行政法规制,以维护法律秩序的统一。在法律条文细化解读的基础上对样本案例中袭警罪适用情况进行分析总结,从而厘定人民警察的范畴,对协助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的警务辅助人员,可以有条件地解释为“人民警察”。袭警罪的“暴力袭击”虽可间接侵害警用装备,但其侵害的最终对象必须是人身权,也就是说袭警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将人民警察作为攻击的客体,并通过攻击人民警察来达到抗拒执法的目的。同时,合理认定暴力袭击对应的执行职务的合法性和时间性,从警务行为的合法性入手进行分析“正在”执行职务的时间条件,也能够减少实务操作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