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明确中国哲学思想在唐五代进一步深化的标志是以《坛经》为代表的佛学儒道化的心性哲学论证；厘清平民佛教中华禅之神圣宗经《坛经》的来历、形成的过程、主要特色与发展趋向；构建《坛经》心性哲学理论和方法与心境并建功能体系，加强中国传统哲学向以主体性思维理论和方法为特征的现代哲学转型的自主创新能力，取得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本文认同方立天的佛法亦宗教亦哲学亦科学的研究态度，其研究方法为以《坛经》研究方法论体系研究《坛经》，其理论与事实依据有三：一是学习方立天的源于国际佛学研究方法之一的哲学问题研究法，以及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之一的哲学问题解析体；二是借鉴铃木大拙的“以禅观禅”；三是学习和借鉴印顺的“以佛法研究佛法”。本文的研究内容及其结果与创新点如下：（1）构建并应用了《坛经》研究方法论体系。其要点有四：一是该体系的内涵与层次结构以中道-不二方法论为导向，以综合创新的研究方式为支柱，以历史文献法—访问调查法—比较分析法为基础。二是该体系的主线是，应用哲学问题研究法从“空”等一系列概念意义及其发展演变观照佛禅文化的本质，以及采用哲学问题解析体从问题的提出、论争、演变与解决过程中的历史和逻辑不二的比较分析。三是该体系应用于佛教哲学核心范畴“空”，以及《坛经》心性哲学“空观”修持方法的概念范畴界定。四是该体系应用于佛学中国化辨与禅宗实际创立者辨。其一，“佛学儒学化”、“佛学道学化”与“佛学道儒化”说均美中不足，本文提出的“佛学儒道化”说理据较充分；其二，“禅宗实际创立者惠能”说难以成立，“牛头法融是中华禅的根源与建立者”说与“禅宗实际创立者道信-弘忍”说亦美中不足，而本文提出的“禅宗共建者法融、道信-弘忍”说与“中华禅集大成创南宗者惠能”说理据较充分。（2）提出了隋唐大统一时代基于魏晋般若学与南北朝佛性论两大理论支柱会通的“牛东合流共建平民佛教中华禅”说，阐明了佛学儒道化代表作《坛经》心性哲学理论和方法与功能体系之来历。牛头宗初祖法融在继承三论宗的“中道佛性”论与“无所得”之方法论的基础上，因其心性哲学理论和方法与功能体系之玄学化与道学化两大特色，成为“中华禅”的根源与首要建立者；东山宗契机契理，特别是始于四祖道信“坐作并重”的农禅理论与实践，初步解决了僧人衣食及生存问题而成为中华禅的共建者与禅宗主流曹溪宗的直接源头。牛头宗曾与南宗、北宗呈三足鼎立之势，在南宗禅后人洪州宗特别是石头宗的自然主义禅风中流淌着“得道者”牛头禅的血液。对于“牛东合流”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潮流中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原因，本文提供了包括文化人类学在内的现代人学对中印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变迁涵化和融合转型的理论解释。即基于印度哲学的楞伽禅（母本）与中国古典哲学（父本）这两个不同宗教文化系统的特质融合在一个模式中，成为第三种宗教文化系统——平民化的山林佛教中华禅，这是文化转型的结晶。潘蒙孩将《坛经》禅学体系的逻辑过程用不二之法通过6个层次架构的表述值得肯定，美中不足之处在于以顶底等同的方框图表示不妥。因成佛根据或根基众生皆有，但能掌握宽厚的成佛理论且能把握成佛方法、走上顿悟成佛与人格完善路径而到达光辉顶点者甚少。本文提出了6层宝塔型《坛经》心性哲学理论和方法与心境并建功能体系架构图。（3）以佛法亦宗教亦哲学亦科学的研究态度，提出并论证了南宗禅“一主两翼”说，阐明了与官禅北宗分化对立的农禅——南宗禅以曹溪宗-荷泽宗为主系、以行思-希迁一系及怀让-马祖一系为两翼腾飞的机缘和合盛况。禅宗历史文献中的“一花五叶”说，既不符合历史实际，又难以解释南宗禅初盛唐特别是中晚唐“安史之乱”与“会昌法难”之后仍迅猛发展，以至于整个中国社会几乎全部接受了集中华禅之大成创南宗者惠能的理论和方法与求学路径。中国文化即儒表（表率、言行）道骨佛心文化，其社会基础在中华大地可谓根深叶茂。立足于此基础的南宗禅之《坛经》的最大特点，就是用儒家的心性、人性学说去理解和诠释佛教的佛性理论。南宗禅独盛的基本原因，在于它深得儒家学说之底蕴和真谛，深知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求程度。因表里如一而融合的儒学与南宗禅学的优长是适应时势，符合国情，其主张适合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本文以马斯洛人本哲学之人性构成学说的“需求层次理论”揭示了南宗禅独盛的根本原因。（4）阐明了“心境并建”的根本涵义，这是指源于法融、道信-弘忍共建的中华禅“坐作并重”的《坛经》之“明心禅法”中“自性”概念的5种性质（清净性、真如性、智慧性、空寂性、含藏性）与功能。“心境并建”的广义是对《坛经》坐作并重、心性不二、心境不二、体用不二、形上形下不二等继往开来之理论与实践的高度概括，是寻觅性灵的出发点与归宿。本文初步构建了治心治出世兼治世的“心境并建”功能体系。且以大唐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国威远播为视角，认为唐之命根在于包括佛禅《坛经》心性哲学治心治出世兼治世之“心境并建”功能在内的一种社会合力。隋唐名山僧占多，在“心境并建”体系中尤为突出的是《坛经》心性哲学的心理调适、道德修持、社会稳定与环境保护功能。（5）提出并阐明了在禅宗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湘赣农禅”的内涵、形成过程、发展机缘与理论和方法——怀海的农禅制度化与体系化模式。其中怀海弟子灵祐创建的密印禅寺是唐五代中国实践怀海之《禅门规式》最大最典型的“农禅道场”，在农禅普及中其示范意义与影响力至深至巨。本文提出的“湘赣农禅”的涵义是指以衡岳为首要根据地，源于平民化的山林佛教法融、道信-弘忍门下，直接承继岭南“曹溪禅”，始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希迁、道一分别传法，两系子孙大盛于湘赣并挺进江淮河洛的9世纪30年代止，不到100年（杨曾文所说的“8世纪后期至9世纪中后期的一百多年”似欠准确），主要形成于湖南、江西的青原行思-石头希迁禅系，与南岳怀让-马祖道一禅系的总称。适合唐五代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的“南宗禅的迅速崛起是农禅胜利的标志”（杜继文语）。“湘赣农禅”之“心境并建”近百年，是禅宗特别是南宗发展最关键的阶段。弄清“湘赣农禅”的理论和方法与治心治出世兼治世之“心境并建”功能，是解读南宗禅初盛唐特别是中晚唐“安史之乱”与“会昌法难”后仍迅猛发展之因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