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为关注人类存在的审美方式,与身体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奠基于个体身体的在世体验,并由这种身体体验调动起不曾经历过的境况,召唤出未曾谋面的他者的身体体验,从而以一己之身穿越充满迷雾的生存隧道,探究永恒的自我之谜。然而,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由于重视理性、蔑视身体的意识形态的操纵,身体始终未能积极贴切地溶入文学创作中。 新时期以来,身体在文学中获得了全面表现。“身体写作”也成为文坛频频点击的热点。关于它的评论,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数批评将其限定为女性创作范畴:或者从女权的角度介入文本;或者将目光锁定在卫慧、棉棉等“另类作家”的创作上。诸如此类的评论视角相对狭窄,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系统性、连续性和整体性的考察。 立足于文坛的这种缺失,本文试图将新时期小说中与身体相关的作品纳入批评视野中,从宏观角度考察身体在文学中的表现形式及文化意味,力图从整体上把握新时期的身体写作。本文主要根据身体在文学中言说的动态流程,从身体的回归、解禁中的身体和消费文化中身体的话语分野三个部分来阐述:在文学自身发展需求、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思潮和消费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刺激下,八十年代,以王安忆、铁凝、刘恒为代表的作家,开始将文学关注的目光投向身体的自然欲求,接受并肯定这种基于本能的天然权力。在他们的努力下,身体得以回归文学。解禁后的身体迅速与政治、女权及文化等意识形态相结合,力图发出积蓄已久的最强音:在政治书写文本中,身体通过狂欢反叛的宣泄,成为对抗荒谬政治、颠覆清教徒式禁欲主义最有力的武器;在女性主义文本中,身体成为女性争取自身解放,寻找失落在男性话语中自我的工具;在与文化的合奏中,身体成为蕴涵深厚文化内涵、揭示中国文化表象深层底蕴的场所。消费社会的到来,一方面,个体通过“我消费故我在”获得更多的独立和自由,身体也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以晚生代为代表的作家立足于个体自由伦理,以绝对个人化的写作消解了传统道德。另一方面,处在消费文化中的身体,又不可避免地落入以消费、交换为目的时代陷阱中,成为“一种最美的商品”,带来了女性客体化的男性欲望写作和以观赏交换为目的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