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从文化研究视角出发,以傅东华初译(1935)与重译(1959)《珍妮姑娘》为个案,探讨社会文化语境转变、译者主体成长和两者关系改变对重译《珍妮姑娘》的动机、目标、过程的影响,从而历史地评价译本,.归纳译者翻译风格和思想的发展历程,探究重译的本质特征和个案批评研究的模式。本研究首先以译本为起点,将两种译文置于三维立体的文本空间中,在细读比对基础上,探寻两个译本翻译策略和译文风格转变及傅东华翻译风格的独特性和时代性。而后以译家为主线,译史为背景,通过译者著述、译作序跋、出版广告、政策文件等大量一手史料再现傅东华初译和重译《珍妮姑娘》的历史现场,参照傅东华在整个翻译生涯中的成长和转变,从译者主体和社会文化语境两方面,点线面结合地勾勒语境差异与傅东华惯习转变对重译的影响,以及语境与译者的相互关系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从而全面、客观地评述两个历史语境中的译本、译家、译事、译史,多层次地审视译者和两个译本的历史地位,并归纳重译的独特性和个案研究的模式。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三点：第一,重译本和初译本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这不仅是版本演进和文本更新,更是语境转变、译者发展及两者关系变化的结果。重译本《珍妮姑娘》在内容、意义、形式和语言上均有体现出强烈的人民性,接近工农大众需求,是新中国构建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重译的出版受国家赞助,与国家政策主张保持高度一致,服务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民族文学构建,参与汉语规范统一和文艺大众化。译者傅东华由左翼时期雄踞文坛中心,转为解放后在文坛边缘徘徊,翻译中更多表现出对国家意志的接受和顺应,也凝结着24年中对翻译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对现实的积极调和。这些变化最终铸就了重译本的“人民性”,使译本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文化历史性。第二,《珍妮姑娘》的两度翻译折射出傅东华翻译生涯发展的大致轨迹。他对翻译始终寄予极大期望,系读者于心,以高度使命感严肃对待,视忠实为翻译的终极追求,但他又直面现实,顺势而为,经历了从最初的形神兼弃,到20-30年代的舍神留形和40年代的求神胜形,最后到解放后的神形兼求的过程。第三,这一重译个案也体现了重译为异重译、因译而异、异中有重的本质特征,揭示出重译活动的复杂性和文化历史性,有力地驳斥了“重译复译假设”和重译“贵在超越”论。因而,研究和评价重译活动需将新旧译本更迭、语境异同及译者历时发展列入考察视野,在动态的历史中,以“译本-译事-译家-译史”的框架,情境化地加以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