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至1851年间的爱尔兰大饥荒，是世界近代史一颇为显要的历史事件，与此事件的重要程度相比，国内学界对此研究明显过少。国内爱尔兰史的研究一般又只集中在探讨英国与爱尔兰关系，爱尔兰民族主义等。而本文的研究内容是1845年至1851年间的爱尔兰大饥荒，其理论方法则主要基于环境史学，在研究手段方面，以马铃薯为剖片，把作物视为能够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一能动因素。故而本文的论述视野远不止于1845——1851年大饥荒肆虐最盛的那六年光景。但无论是回溯8000年前马铃薯的驯化史，亦或跳出传统历史学范畴，从生物学方面阐释马铃薯的无性繁殖等作物属性，其终极关怀最后都将落脚到对于爱尔兰大饥荒这一历史事件的阐释上来。　　第一章梳理爱尔兰大饥荒的历史背景，提出马铃薯是考察爱尔兰大饥荒的的一重要研究内容。此外，简要阐发了环境史学的理论方法。　　第二章视角回溯至8000年前的安第斯山区，从马铃薯为人类驯化的历史讲起。这样下笔则是基于环境史学的“长时段”理论。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巨擘布罗代尔，将地形、气候、作物演化等环境或者生物因素，都定义为历史时间中的“长时段”。他认为在长时段的历史变化是缓慢的，但却是最重要的历史，只有把长时段的历史弄明白才能弄懂之后的历史。马铃薯的生物属性是在8000年前，其为人类驯化的过程中慢慢形成并稳定下来的，它表现出高产、高能量、耐寒耐旱、环境适应性强等特质。这些长时段内形成的“马铃薯的慷慨”深刻促成着后来其在欧洲的推广，以及成为爱尔兰民族的食物仰赖。同时，印第安人在驯化马铃薯的过程中，逐渐培育了其主要依靠无性繁殖、块茎储存等生物属性，这些“马铃薯的诅咒”与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的马铃薯晚疫病灾害又息息相关。　　第三章讲到马铃薯传入欧洲以及其在爱尔兰的推广，重点着笔马铃薯于爱尔兰的推广，穿插讲述爱尔兰的自然地理与历史地理，目的在于解释马铃薯在爱尔兰实现主粮化的历史过程与推广原因。处于英国殖民主义统御之下的爱尔兰，面临着诸般无可奈何的现实困局，有且只有马铃薯可以担负起爱尔兰民众脆弱的粮食体系。最后，阐明大饥荒前夕爱尔兰总体上的马铃薯种植状况，即对马铃薯严重依赖的形成。　　第四章，笔者首先谈到马铃薯晚疫病的致病机理。一种通过释放游动袍子，如今被生物学家称之为“致病疫霉”的病原菌正是晚疫病的罪魁祸首。爱尔兰的气候、地貌、土壤，对于病菌的敏感度等都极大强化了病菌对于作物的危害程度。同时，主要依托无性繁殖繁育后代的爱尔兰马铃薯，品性过于单一，缺乏必要的生物多样性，使得这种致病疫霉可以毫无阻拦、横刀直入地大规模毁灭一片又一片马铃薯田。此外，本文谈到块茎作物基于其生物属性，不适合作为储备粮以备灾年，稍有食物供给链的断裂，仰赖马铃薯为食的民众将迅速坠入饥饿的深渊。　　第五章为结语篇，在总结本文观点之余，对于作为一场生态灾难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又萌生了多样性的思考，也由此凸显文章的现实关怀。中国政府于2015年刚刚启动了“马铃薯主粮化战略”，推动马铃薯在中国适宜地区的种植与国家粮食供给多元化。170余年前的爱尔兰马铃薯灾难距离我们并不遥远，马铃薯作为一种异域作物，其推广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决策，应该辅之以科学研究，我们对马铃薯的品性、病虫害、育种等都有必要加深理解，应是未雨绸缪，慎思慎行。此外，对于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治，一些学者开始提出尝试利用转基因的方法在马铃薯基因组内培育抗菌因子，但是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在当下社会却又是阻力重重。凡此种种，都引起本文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