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察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监察赔偿制度作为保障监察对象合法权益、维护监察行为有序进行的赔偿救济制度,是改革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监察赔偿作为国家赔偿的组成部分,要求监察机关对其职务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理论上国家赔偿包括行政赔偿与刑事赔偿,监察赔偿则盖因监察机关独立的单位性质、监察职能的复合型属性、监察立法的位阶体系等,兼具行政性与刑事性,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监察赔偿性质界定为行政赔偿或刑事赔偿。同时,监察赔偿制度的确立具备制度需求的正当性和理论基础。通过对司法实践中的现实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司法实践中涉及监察机关的案例中存在诸多当事人诉请监察委员会赔偿的案件。这类案件往往被定性为行政诉讼,而裁判结果大多是法院以不符合行政诉讼的受案条件为由不予受理。通过理论探究,梳理监察赔偿制度的理论基础。首先,监察赔偿制度的构建有利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次,对监察机关需要予以正向监督和逆向监督,而监察赔偿制度有利于实现权力的逆向监督,有利于实现权力制约。再次监察赔偿制度有利于实现国家责任的承担。最后,域外监察机关本身就具有人权保障的机能,而监察赔偿制度的构建有利于实现和完善人权保障机制。因此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监察赔偿具有制度构建的需求性与必要性。在制度构建的路径选择上,存在直接参照刑事赔偿制度适用监察赔偿,在《国家赔偿法》中设立专章规定监察赔偿,将监察赔偿分类适用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对《监察法实施条例》做进一步解释这四种模式。分别对这四种模式进行评析,会发现采用参照刑事赔偿的路径模式,与监察赔偿的性质、程序、权能不匹配,难以协调;采用《国家赔偿法》专章设立监察赔偿的路径模式,法律修改需要满足的条件即法律不适应当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践中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案例以及制定机关进行修改。从这三个条件出发分别进行分析能够发现专章设立监察赔偿的立法模式不符合现实条件,因此难以适用专章赔偿;采用分嵌刑事赔偿和行政赔偿的路径模式,又面临监察职权的人为撕裂和司法实践的难以操作。《监察法》第六十七条和第六十八条规定了监察赔偿,《监察法实施条例》又对监察赔偿做进一步解释,出于法律体系位阶分析和制度构建一体性考虑,采用制定监察赔偿条例和程序规定的路径进行构建,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沿着制定监察赔偿条例的路径,构建我国的监察赔偿具体制度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首先需要对适用监察赔偿的客体予以明确。其次应当确立赔偿归责原则。对于赔偿归责原则,在监察权力本身具有复合性的情况下,应采取违法归责为主,同时辅之以结果归责的归责原则;对于申请赔偿主体,申请监察赔偿的主体范围应更加宽泛,除了包括自然人之外,还应包括法人与其他组织;对于赔偿义务机关,监察赔偿制度核心逻辑在于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其错误行使职权的行为而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形负责,因此监察赔偿义务机关应当采用“谁监察,谁负责”的机制;对于监察赔偿范围,可与行政赔偿以及刑事赔偿的规范设计一致,采取列举应予赔偿情形加概括兜底的形式,并明确免予赔偿的情形。对于监察赔偿程序,可以借鉴《国家赔偿法》中的程序设置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作为监察赔偿程序的现实参考;对于监察赔偿形式,因侵犯人身权利往往具有不可逆性,应以金钱赔偿为主要方式,但对精神损害赔偿仍然应当采取“双层结构”的设置模式,对于金钱方式与非金钱的方式既可以同时适用,也可以分别进行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