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讲读,是为皇帝讲经解史而开创的特殊教育活动。由于其教学目的和教学对象的独特性,所讲内容相对保守。南宋经筵讲《诗》受到同时期疑古废序思潮的影响不大,总体上尊《诗序》、依《正义》解诗。在字词训诂方面,南宋经筵讲《诗》绝大部分使用《毛传》、《郑笺》的解释;在《诗序》问题上,经筵学者尊崇《大序》,在《大序》的《诗》学逻辑下解《诗》讲《诗》,且大多数时候不反对《小序》,只是常会曲解《诗序》的原意,使之适合自己的《诗》学体系。对于诗篇中具体兴象或者具体句意的理解,经筵《诗》讲义与传统解《诗》体系存在一定差距,但差距不明显。总的来说,南宋经筵学者习惯在传统解《诗》体系下,委婉地加入自己的新观点。南宋经筵讲《诗》表现出新学术的倾向,并带有较强的政治干预意识。但这一特点在北宋经筵创立之初就已经存在了。经筵制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学者和君主通过经筵,实现学术与政治的结合。南宋经筵继承了北宋学者企图通过学术启迪圣心的思路,意识到《诗》教在感召陶冶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受南宋羸弱的政治环境的制约,南宋经筵学者在讲《诗》活动中的政治实践比较肤浅。元明清三代经筵制度依旧存在,但其内核已经发生了嬗变。宋代以学政相辅为目的的经筵制度,在理学独尊的背景下变成巩固统治的工具。南宋建立起的《诗》教体系不再适合经筵发展的趋势,经筵《诗》教在元明清时期走向衰落。政治实践的受阻,使学者更多地转向学术理论建构。在南宋向内求索的学术风潮的影响下,南宋经筵学者建构了经筵《诗》学的三个层次,将学术实践的重心由政治干预转移到理论敷衍上来。南宋经筵《诗》学可以看做南宋《诗经》学在朝堂上的投射,同时也使《诗》教最上一层——君主教育,得到补充和完善。南宋时期,理学与心学得到蓬勃发展,许多著名理学家、心学家都曾担任过经筵官,并在传统解《诗》体系下各抒己见,表现出“旧瓶装新酒”的特点,促进了新学术思潮的官方化。其中,袁燮作为心学中强调功利的一派,在讲《诗》活动中加入了心学观念,同时将经筵讲《诗》活动作为经世致用的重要途径,试图通过经筵劝谏君主,裨补时政,在南宋经筵讲《诗》学者中具有代表性。南宋朝政疲敝,君主暗弱,对外卑柔,经筵学者有感于时事,在讲《诗》过程中掺杂了大量有关时政的建议,虽然收效甚微,但这种行为间接达到了将新学术应用于治国实践的目的,给新诗教观带来政治实践的机会。依据学者们建议的内容和侧重,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对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批评,给出解决办法;一类专门对宋金战争展开评论,劝谏君主以复国为念,刚健自强;第三类则是更为理论化系统化的治国理念。他们大部分借助所讲篇目进行劝谏,也有少部分几乎完全脱离《诗经》本身,自由发挥。南宋后期,理学在官方层面获得了相当的认可,这其中经筵讲《诗》活动功不可没。南宋朝廷在经筵讲《诗》的过程中,通过对新《诗》学观的支持,实现了官方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选择。南宋官方诗学和宋代的心学、理学之间,是双向互动,互相建构的关系,而经筵讲《诗》则是沟通二者的重要桥梁,在南宋乃至整个宋代《诗经》学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