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现代性”主题如何庞杂，始终都与理性、自由、意义等三大核心主题内在相关。　　质言之，所谓“理性”就是人们对包括自身以及自身生活在内的所有事物的一种试图提升到普遍性高度的思维把握。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中，尽管人们也将“理性”看作是具有普遍性的思维规定，但这思维能力以及思维所把握到的理性内容却被认为并非源自人自身，而是源自某种神的意志或世界本身所固有的法则，因而前现代的“理性”是在神话的、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当中体现出来。只是在现代主体意识觉醒之后，“人”才作为自身独立无限的“主体”取代了神的意志或世界本身所固有的法则而成为了思维和理性的根源，主体理性才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源自人类主体之外的某种实体的“实体理性”而成为了衡量一切事物的最终标准以及一切理论的批判和规范基础，人类也才由此而进入了所谓“后形而上学”的“理性时代”。一方面，主体理性的觉醒与发展将人们从各种神话的、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人们极大的自主性与能动性，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另一方面，主体理性的片面发展也导致了抽象的主客对立思维，从而带来了诸多的“现代性”困惑与问题。主体理性所导致的现代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迁，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诸多困惑与问题，正是“现代性”理论所围绕的首要的核心主题。　　“自由”向来是人类追求的基本价值，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以及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发展，现代意义上的“个体自由”得以突显了出来。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解除传统社会关系对人们的束缚的同时，又使人们在现实中和观念上陷入了对物或资本的双重依赖，这种依赖关系又进一步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普遍强化，从而使得现代人陷入了普遍的相互强制和自我强制，亦即陷入了自由的悖论。因此，如何将现代人从普遍的强制中解放出来从而更合理、更全面地实现人的自由，同样也是“现代性”的一大核心主题。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往往是在直接给定的共同体生活中以及各种相应的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中获得自我理解并从而安顿自身的意义。随着现代主体意识的觉醒，个体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自我理解和意义安顿方式，而要求将其自我理解和意义安顿置于个体自由的基础之上。但是，自由的悖论却又使得现代个体往往陷入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从而使得其自我理解和意义安顿问题难以解决。因此，如何克服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从而恰当地解决现代人的自我理解和意义安顿问题，也始终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主题。　　自黑格尔以来，“现代性”就始终作为一个明确的、核心的思想主题在德国理论界得到批判性的传承，而黑格尔、马克思、哈贝马斯则是这一思想传承过程中的三个里程碑式人物。　　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哈贝马斯分别代表了现代性理论的三次转向。　　启蒙哲学尤其是康德的启蒙哲学深刻地体现了现时代的精神特质和基本原则，但只是在黑格尔阐明了“现代”概念之后，“现代性”才成为了一个明确的思想主题。与此同时，黑格尔也揭示了“现代”自身所包含着的矛盾与困境，开启了“现代性”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启蒙理性是一种抽象的知性思维，它遵循的是主体思维的抽象同一性原则，亦即主体性原则或主观自由原则。主观自由是现时代的根本原则。“现代性理想”正是从抽象的知性思维中推导出来的。由于其自身的抽象性，“现代性理想”不仅不能实现，而且在其试图按照自身原则实现出来的过程中，导致了诸如利益的分裂与冲突、伦理生活的瓦解以及主体自身的虚无与焦虑等一系列的现代性问题。黑格尔对“现代性”辩证法的揭示，是现代性理论的第一次转向。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代”就是资产阶级时代，而所谓“现代性”则是指资产阶级时代在社会生活层面和思想观念层面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性。表面看来，“现代性理想”的抽象性以及“现代性问题”似乎是由人们的错误思想观念所导致的，即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片面性所导致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片面性不能从人们的思想观念本身得到说明，其片面性实际上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片面性。因此，对“现代性”的分析、批判必须进一步深化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批判。马克思将“现代性”从抽象的哲学问题转变为具体的社会学问题，这是“现代性理论”的第二次转向。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理想”是人类应对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挑战的一种尝试方案，“现代性问题”则是人类在应对这种挑战时所出现的失误。根据哈贝马斯，人类社会是由社会劳动和相互作用这两个相互关联着的领域或层面构成。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更新，社会劳动从社会生活整体中分化出来并发展成为独立的经济子系统，相应地，相互作用领域也分化出来并发展成为独立的生活世界。经济子系统遵循的是目的理性原则，而生活世界则遵循以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为取向的价值理性原则。但是，经济子系统的过度膨胀使得目的理性原则侵入并主宰了生活世界，从而瓦解了生活世界中的价值理性原则。目的理性原则体现的是主体利益为目的的主客对立思维。主客对立思维必然导致主体间的相互强制以及主体的自我强制，现代主体由此陷入了自由悖论并从而消解了其生活意义，因为意义的获得最终依赖于以相互理解为取向的生活世界资源，而不能从目的理性活动中直接产生。主体性思维或主客对立思维正是“现代性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且，由于受主体性思维的框限，“现代性理想”本身也还是抽象的和片面的。因此，要克服“现代性问题”并批判地实现“现代性理想”，就必须从主体哲学范式转向交往范式，重建并回归生活世界，从而消除主客对立思维所带来的强制并在相互理解中安顿主体的意义和价值。哈贝马斯以交往范式取代主体哲学范式，可以看作是“现代性”理论的第三次转向。　　尽管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各自都发生了某种转向，但他们的理论之间又有内在的继承关系。　　就“现代性”诊断而言，黑格尔将主体性原则看作是现时代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既有历史的合理性，又有历史的局限性。其历史合理性在于它突显了主体的能动性，突显了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其历史局限性则在于它脱离了现实的社会生活抽象地理解主体，从而一方面，它所提出的自由、平等价值本身也是抽象的和无法实现的;另一方面，陷入抽象自我理解的现代主体以抽象的自我保存为最终目的，由此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裂和冲突，导致了主体自身意义和价值的虚无化。马克思尽管不同意黑格尔关于“现代性”之产生根源的看法，但却肯定了黑格尔对“现代性”的历史定位和现象批判。哈贝马斯则不仅同意这一历史定位和现象批判，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折衷了黑格尔与马克思关于“现代性”之产生根源和扬弃方法的观点。黑格尔将“现代性”产生的根源归结为主体性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因此“现代性”的扬弃也就是主体性意识形态的扬弃。而马克思则将“现代性”产生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现代性”的扬弃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而哈贝马斯则认为，“现代性”根源于主体性原则的过度膨胀，主体性原则是在现代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产生的，但主体性原则的扬弃并不必然以资本主义制度的消灭为前提。　　就对待“现代性”的态度而言，黑格尔一方面批判了“现代性理想”的抽象性并揭示和批判了由此导致的“现代性问题”，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启蒙对理性、科学进步以及社会发展的乐观信念，从而始终坚持在发展中扬弃“现代性”这样一种理性辩证法立场。马克思的这种理性辩证法立场则表现得更为激进，一方面，他更为全面、彻底地批判了“现代性”，但另一方面他又比黑格尔更加乐观地相信真正自由、平等的“现代性理想”必将得到完满的实现。哈贝马斯尽管不像黑格尔和马克思那样乐观，但同样坚持认为，人类能够在理性指引下克服“现代性问题”和实现“现代性理想”，从而始终致力于现代性理论的“重建”。　　就社会进化或历史发展而言，黑格尔坚持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有规律可循的客观发展过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显然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思想，肯定了人类历史的发展特性以及这种发展的客观性。哈贝马斯的社会进化理论则在一定意义上调和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间的对立。哈贝马斯将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社会进化的动力，将文化价值理想和社会规范的确立、传承与发展看作是社会进化的逻辑。他认为，社会的进化并非单纯地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也并非单纯地由思想文化层面的因素所决定，而是同时取决于这两个相互关联但又不能相互归并的方面。　　就各自理论的价值底蕴而言，他们始终坚持人的自由解放、坚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与和解。在黑格尔的国家理念中，个体的利益、自由和平等权利始终是不能抹杀的，并且始终与普遍的利益、自由和平等权利相互和解、相互促进。马克思在展望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状态时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无疑是对黑格尔关于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相互和解、相互促进思想的继承。而哈贝马斯关于“自由交往”的思想，同样也隐含着人与人之间普遍和解、相互促进的价值诉求。　　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无疑都面临着各自的理论困境，但这并不影响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理论的价值往往并不在于它是否直接地、具体地解决了某些现实的问题，而在于它揭示和批判了现实的矛盾与问题，回应了人们的困惑，澄明了某种可能性，开启了某种人们可以向往的意义世界，甚至也在于它标明了某种“不可能性”。对于后来者而言，他们是路标。而沿着路标继续前行，则既是后来者的幸运，也是后来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