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命文学”是鲁迅作品中多次出现过的重要词语,理清这一词语的含义对研究鲁迅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长时间的研究中,出于种种原因,人们误解、偏离、甚至歪曲了这个词的意义,使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鲁迅“遵命”的证据而存在。本文从鲁迅面临的论战环境出发,考察了“遵命文学”在鲁迅作品中的几次使用情况,认为:“遵命”一词最先是作为攻击者的诬蔑之词而进入鲁迅视野的,鲁迅后来几次在文章中对这一词语予以化用,他本人对这一词语并无好感;鲁迅首次使用“遵命文学”这个词语,是在与梁实秋的论战中,表现出他对梁实秋一类看似高蹈实际“遵命”的知识分子的不满与讽刺;而在《<呐喊>自序中》称自己“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为“遵命文学”,是曲折表达了对“左联”领导人瞿秋白将文艺等同于宣传的观点的不满。本文分阶段考察了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到“文革”结束后七十余年人们对“遵命文学”阐释与挪用的情况,认为不同的阐释和挪用现象背后隐藏了一代代知识分子是如何一步步被改造、不知不觉走上“遵命”之路的历史,折射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身的心路历程,反映出他们在现代中国变迁中对自身命运的选择和把握。通过鲁迅和其他知识分子对“遵命文学”的阐释的对比,本文发现:身为现代知识分子杰出代表的鲁迅有高度的自觉与警醒,有“偏不遵命”的清醒与勇气,对自身的命运有深刻的洞见,拒绝一切压制思想和话语自由的力量,从思想和话语的自由中获取成长的力量,因此对“山林”和“庙堂”作出了双重拒绝;但是其他知识分子欲以“遵命”的方式获得政治权威的承认与赞同,通过这种让步,达到“文以载道”的目的,求得自身的独立发展。但是这种让步不仅没有为知识分子的独立发展求得空间,反而造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整体堕落,使知识分子成为“遵命”的工具,使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因此,本文认为:鲁迅对“遵命文学”的阐释,显示出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伟大之处;也正是通过对“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清醒认识、“偏不遵命”的反抗姿态、对思想和话语自由的无限追求等方面,鲁迅确立了自身的独立性,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添上了光彩夺目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