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结合具体文本以及相关叙事学理论,从叙事者、叙事技巧和写人艺术三个方面以《左传》和《史记》作为研究文本,进行了对比研究。文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绪论部分,简要介绍了本课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文章涉及到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相关事项进行了界定、说明,并对整个论文的结构做了交代。第一章从《左传》和《史记》的作者入手,从两个文本作者的身份、史官传统两个方面对春秋时代史官阶层和司马迁的事迹进行了梳理,我们认为,与春秋时代史官阶曾身处高位流露出的强烈精英意识不同,司马迁更具有一种民间的心态和情怀。并且分析了作为叙事者抒发和表达倾向、好恶的史论部分在不同主语领起下透露出的不同意味,与《左传》中“君子曰”的主语的缺席与遮蔽不同,《史记》中的“太史公”是对自我意识的肯定和彰显。第二章结合具体文本,从叙事材料的选择、叙事视角的转化和叙事立场的差异三个方面,就《左传》和《史记》的叙事技巧方面的若干问题予以分析。我们认为,司马迁表现出更为高超的把握材料的能力;编年体体例的特点在于将事件“嵌入”时间的“网格”几乎不会遗漏掉什么,然而也易于将本来完整的事件割裂开来,不仅影响到记载的整体效果和叙事脉络,而且影响到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与之相比,司马迁《史记》所采用的以人物为纲的纪传体体例能够更好地表现人物的特征和命运;《左传》表现出的是一种“国家”立场而司马迁表现出的则是一种更为广博的“天下”立场。第三章选择最高统治者、叛逆者、贵族女性,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种类对《左传》和《史记》在写人方面表现出的特点做了对比和剖析。在描绘最高统治者的时《左传》局限于编年体例的束缚,往往一个人的事迹散见于时间跨度很长的若干年,不利于人物性格的集中展现。而在塑造叛逆者形象时《左传》侧重于直观描述对立双方的正面冲突场面,而《史记》表现更深入的是将主人公一步步引上“反”路的内在和外在原因,以及展现这个过程。关于贵族女性形象,我们认为,无论是在《左传》还是《史记》中,都没有被置于一个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