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时期,通常认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是过失犯罪。此时,该罪处于边缘性地位,关于其罪过的争论少之又少。随后《刑法修正案（八）》对该罪的基本罪状作出修改,扩容了环境要素,拓宽了污染物范围,降低了犯罪结果要求,同时该罪的罪名也改为污染环境罪。自此,有关污染环境罪的罪过争论拉开序幕。此后,为提高污染环境罪的利用率,织密刑事法网,司法部门陆续出台了多项司法解释阐明如何具体适用该罪。污染环境案件的案件数量逐渐增多,我国环境保护力度空前巨大,环境保护软约束得到根本扭转。然而,通过对污染环境案件的总体情况以及具体案例的实证分析,不难发现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罪过认定态度不一,以至于出现自说自话、同案不同判的局面。理论界对此问题同样众说纷纭,主要存在“故意说”、“过失说”、“混合说”三种观点。污染环境罪是公害犯罪,环境保护是世界性课题,因此,有必要对域外环境刑法进行考察,探寻可资借鉴的经验。通过对英美法系代表国家与大陆法系代表国家的环境刑法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前者缺少成文的法典,多是通过判例法惩罚犯罪,其对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的证明标准要求较低。为了达到追诉环境犯罪的目的,法官会对制定法进行变通解释,对一些要求犯意的犯罪进行狭义解读使其实际上变为严格责任犯罪。后者则更加注重形式理性,通常在立法中明确罪过形式并为不同罪过配备轻重不同的法定刑,规定清晰,逻辑缜密,值得我国借鉴学习。通过对各类学说进行分析比较,可以发现“故意说”较之于其他学说优越性明显。文义解释是各类刑法解释方法的基础,“故意说”恰是坚守文义解释的必然结果,认定过失则违背了《刑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另外,“故意说”契合责任主义理念,其法定刑幅度可以完全落在同章节其他环境犯罪中,保持整个环境犯罪体系罪刑均衡。同时,“故意说”能够满足提高追诉率的现实需求,依托共同犯罪“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理论,可以降低司法实务工作人员的证明难度,提高犯罪追诉率。“故意说”还遵循了谦抑性原则,与其他部门法以及环境犯罪相辅相成,能周延所有环境犯罪行为,又不会过度拓宽犯罪圈,体现对人权保障原则的恪守与尊重。为能在司法实务中贯彻落实“故意说”的观点,司法实务工作者应调整法治理念,采取正确的方法论理解故意内涵。《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后,污染环境罪的法益随之变更为具有独立价值的环境法益,只要行为人对环境污染这一结果存在故意就能认定故意犯罪。在行为构造上污染环境罪采取危险犯与实害犯并存的模式,区分危险犯与实害犯不能仅从罪名差异上进行浅层次理解,应该立足于犯罪的具体形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故意的内容包括意志因素和认识因素。认定意志因素时要以当事人的客观行为为基础,若行为人根据经营经验已经采取了适当措施阻止危险物质进入环境,则不宜再认定为构成污染环境罪。认识因素包括事实认识与规范认识,在事实层面要求行为人应该对其行为可能会对整体的生态系统造成污染的结果有所认识,在规范层面上认可不知法者不免其罪。在相似罪名比较方面,区分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应注重所保护法益的差异,而在与危险物品肇事罪区分时,应强调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