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近代化的转型过程,新政改革和科举制的废除为科学传播扫清了障碍,科学技术传播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文化运动后期产生的科学主义思潮和“科玄论战”运动,赋予科学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光环。学界往往将关注点聚焦于中国科学职业化和建制化方面,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十分复杂的条件和要求,需要配套的体制化机制。不仅关涉到生产力的需求,科学职业化和职业科学家角色的社会认可,也关涉到科学精神、科学教育、科学共同体的交流、科学研究等一系列相关因素。晚清到民初的社会经济、新式教育、新式科技知识分子群体、科学传统和精神的形成等方面都欠缺火候,尚不具备条件,影响和制约着科学的职业化和建制化进程。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科学职业化和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但科学家社会角色形成的前提条件是社会上形成了一批对科学产生兴趣的知识分子群体,甚至有些知识分子以此为终生职业。按照这一思路,将科技知识分子的科学兴趣与留学专业、职业选择相联系,通过知识分子的留学专业和职业选择来考察其科学兴趣的动向。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是第一部分,主要讨论以知识分子科学兴趣作为选题的缘由、研究对象的界定、研究方法的选取,在此基础上进行文献综述,介绍文章的主要内容,最后指出本论文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留学专业折射的科学兴趣。本章主要通过考察科技知识分子的留学专业来解读他们对科学技术所持有的兴趣态度。晚清到民国年间,留学教育兴盛,先后形成了三次主要的留学高潮,但因留学国家、留学政策不同而产生留学专业和效果的迥然相异,科技知识分子的科学兴趣变动与留学运动基本一致,其科学兴趣由晚清的工程技术类专业转型为留日期间的法政、军事类专业,最后随着留美学生汇聚到理工学科。自然科学留学专业的发展,促进了科学职业化和建制化的进程。第三章：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职业化趋势彰显的科学兴趣。科学传播和清政府的新政变革促成了多元化的职业社会,知识分子的职业选择呈现多样性,虽然出现以科学传播和研究作为职业的现象,但这只是个别现象。由于受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知识分子的职业选择往往集中于政治方面；留学的新式知识分子职业选择则也呈现出“非科学化”特点,科学职业化趋势和职业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导向性。第四章：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科学兴趣变动的社会背景。科技知识分子的科学兴趣汇聚与转移现象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在前两章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归纳出家庭背景、教育结构和重要社会思潮三方面因素对知识分子科学兴趣形成的影响最大。转型期的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职业选择仍旧保留“官本位”的价值取向,科学职业化的进程不明显；本章结尾对这一时期的科学职业化进行反思。结论部分：阐明从清末到民初,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不少科学兴趣的汇聚与转移现象,知识分子的兴趣点转向科学；但由于深受家庭出身、知识和教育结构的影响,深受新学、民主进步思想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三大社会思潮的影响,科学兴趣容易发生变动；作为科学研究的职业化进程在1870-1930年间也尚不具备条件。因此近代中国普遍科学兴趣的出现、科学职业化和科学建制的时间应该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